两岸电影交流要更开放

--专访焦雄屏

我们交换了人民币和台币，在钞票上面还互相签名，"张匪艺谋"、"田匪壮壮"，因为我们以前都要叫"匪"么，我们这边也写"焦匪雄屏"、"侯匪孝贤"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李雍丽｜北京报道

1949年父亲从山西来到台湾，四年后焦雄屏在台湾出生。上世纪70年代末，她留学美国学电影，这段经历让她成为最早系统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台湾人。

在台湾，焦雄屏被视作电影界的"大姐大"，不仅因为她是担任世界各大电影节评委次数最多的华人，更因为她曾在台湾掀起"电影革命"--20多年前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中，她为侯孝贤、杨德昌等人的艺术影片摇旗呐喊。台湾作家张大春曾写道："焦雄屏的影评曾经激发了不只一个世代的青年投身电影，在极其伧俗而艰困的环境中把影像当作事业。"

20多年来，焦雄屏一直身处两岸三地电影文化交流的前沿，曾长期撰写专栏评述中国电影，也为张艺谋、陈凯歌影片的国际推广出力。她为王小帅监制的影片《十七岁单车》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而身为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电影基金会的委员和董事，她频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

在11月上旬结束的第四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中，她率40多位台湾电影人来到北京，探讨两岸电影合作的前景。

从想象大陆到认知大陆

《瞭望东方周刊》：80年代你就与大陆的电影界人士开展交流，是什么原因让你产生兴趣研究大陆电影？

焦雄屏：在我成长的时候，大陆正处于"文革"。国民党的教育局限了台湾人对大陆的认识。当时我们对黄河、长江都很有感情，但它们永远是在一个遥不可及的"脑中地图"、"脑中史书"里，没法具体化。

然后，我到美国留学，和远在山西的叔叔互寄照片、写信，开始对大陆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在美国期间，偶尔看到一些大陆电影，像《庐山恋》、《小花》之类，觉得缺乏说服力，比较难接受。

80年代初，我在香港看到一个老电影《我这一辈子》，从头哭到尾，觉得它表现了中国1949年前的那段苦难。

我在台湾开了一个专栏，写大陆电影，从90年代初开始，写了五年，每周介绍一部影片，既有历史的，也有当时的。不是介绍电影美学或导演，多半谈的是电影背后的社会。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时候两岸的电影交流变得宽松了？

焦雄屏：1988年，我去了《中时晚报》创刊号，开创了《中时晚报》电影奖，两岸三地电影一起评。开报的整版就是以"中国人要来了"为主题，以张艺谋刚得金熊奖的《红高粱》为题目，整版介绍大陆电影。

很巧，又在1988年的东京电影节上遇到了吴天明、吴子牛，还有凌峰。每天晚上大家聚首聊天。凌峰对大陆很好奇，我把《牧马人》整个讲了一遍给他听，故事、对白，把他讲哭了。然后，他就决定要来大陆拍《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电视片让台湾老百姓开始了解大陆。

不久，我又在1988年的香港电影节遇到了田壮壮、张艺谋、顾长卫和顾长宁。大家都在笑谈两岸一直以来的剑拔弩张。我们交换了人民币和台币，在钞票上面还互相签名，"张匪艺谋"、"田匪壮壮"，因为我们以前都要叫"匪"么，我们这边也写"焦匪雄屏"、"侯匪孝贤"。当时，每天晚上在我房间，20多个人，席地而坐，彻夜抽烟聊天，好像过去几十年的经验都要赶快讲完。

当年台湾跟大陆电影界真是水乳交融，没想到今天反而是香港跟内地电影界比较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