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把自己摆在后台 袖手看旁人装腔作势

王攸欣读遍了朱光潜的文字，“人人都觉得朱光潜超越、超脱，甩开手不沾政治。其实他一直站在政治之中，随着时代的变幻，保护着他的学术，也改变着他自己”。

40多万字的《朱光潜传》里，王攸欣推开这位美学大师的人生柴扉，记下他“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心路历程。

朱光潜想做学问，也想做实事，却又拒绝卷入旧中国这跳脚式的闹剧，一直在寻找另一种恰当的处世态度。白马湖边，初次见到弘一法师的“温而厉”，似乎为他打开了扇窗，原来可以如此不急不火，温和地与这个乱世打着交道。

于是朱光潜温和地坐在黑暗里，给了乱世狠狠一击。

温和地对付别人，温和地对付自己

朱光潜站在讲台上，突然感觉很烦闷。

“像我这样教书的人把生命断送在粉笔屑中，眼巴巴地希望造就几个人才出来，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年复一年地见到出学校门的学生们，都朝一条平凡而暗淡的路径走。这种生活有何意义？岂不是自误误人？”

朱光潜这一生几乎没怎么离开过学校。不是在求学，就是在教学。猛地有一天，他开始搞不懂年轻人的想法。为什么他们那样急躁不堪，想要一早出名得利？为什么他们天天哭喊说理想灭亡，然后甘于庸碌？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不满--整天为政治生气、为社会生气、甚至为陌生人生气？

“青年们常喜欢把社会一切毛病归咎于站在台上的人们，其实在台上的人们也还是受过同样的教育，经过同样的青年阶段，他们也曾同样地埋怨过前一辈人。由此类推，到我们这一辈青年们上台时，很可能地仍为下一辈子青年们不满。”

这种一代又一代不断重复的悲剧前景，让身为师长的朱光潜狠狠打了个寒颤。“深夜里听着妻女打呼鼾”，他伏案写成了《谈修养》，写成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做人只有两桩难事。一是如何对付别人，一是如何对付自己。”难与不难，归根结底不过看的是个人的修养。朱光潜一直追逐温和的修养，看不得急躁上火的态度，用一切美德来换心性的温和。他说“谦虚虔敬无疑是一味‘清热祛火’的良药”，又说“生活本身就是方法，生活本身也就是目的”。像个唠唠叨叨的老头子，在书里一条条列下劝诫，生怕后来者多走一点弯路。诚如他告诉青年人的那样，温和地对付别人，也温和地对付自己。

我把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装腔作势

朱光潜不超越，也不激进。像一杯温水，不冰冷，也不沸腾。他是温和、甚至温顺的，温顺但又不妥协。这种温顺，是在大时代的小人物不得不为了保全自身做的改变。朱光潜不是小人物，他要保全的也不是自身，而是他的美学，他的观念。所以他的温顺更加难得，他有骨气，有坚持，也是因为这些坚持，他不得不去妥协。哪里来得双全法呢？他从来没有丢下，他只是不想举起，然后变成标靶，被人彻底打碎。

为了他的美学，朱光潜守得温顺又坚定。

上世纪30年代末，国民党教育部陈立夫要换了四川大学的校长张颐。新来的陈天放不过一个政客，派他来全是为了加强党化教育，朱光潜和他的自由理论无疑没有了立足之地。为此朱光潜组织了“易长风潮”，与教员学生一起反对新任校长，但最终只能出走武大。

武大的校风严谨而守旧，抗战中的思想氛围也渐渐趋向于以传统文化来增强民族凝聚力。“那个时候朱光潜还是决定放下了自由主义，开始潜心钻研传统文化，如礼、乐，如陶渊明”，王攸欣说“校长是他可以反的，反不了他可以出走，但时代不行。他始终还是得顺着时代来。”

刚则易折，朱光潜深谙这个道理。温和与顺势只是规避危险的智慧，这是一种长久的坚定。哪怕日后进了“牛棚”，他也每天兢兢业业地写上好几万字的“反省材料”，正如他在建国初期所说，“承认了可能有错误，是否就等于承认全部错误了呢？”这样的态度，王攸欣称之为顺应调适，一种屈辱中的调适。

“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

不管时代怎么变迁，朱光潜不过轻轻转变自己的角色，或者温和地找寻美学的深处；或者温顺地站在一旁看戏。而只要是戏，就总有演完的一天。

奇怪的是，朱光潜一生看了无数出悲无可悲的“戏”，却仍对悲剧充满好感。

“很多人因为人生多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

这也许是他一向温和对付世界的真正缘由。

把悲剧从生命中剔除，恐怕上帝之手都无法做到。朱光潜索性享受于充满悲剧的人生，出了“牛棚”，他每天去未名湖畔散散步，打打“自由式”太极拳，绕着图书馆走上一圈。“生活条件未必尽如人意，但一到晚上，与外孙子们看电视时，他又像个孩子，不时嘻嘻哈哈，笑得很开心。”

“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于有缺陷，就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朱光潜坐在清末僵化体制里时，想象着自由；坐在国统白色恐怖里时，想象着民主；坐在“文革”窄小的“牛棚”里时，想象着文化的回归。

在美的遐思中，即便你坐在黑暗里，还能始终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