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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紫红色的一生》和《美姐》的苦调传唱

2013年05月24日 19:16
来源:时代周报

廖伟棠

今年香港电影节,我连看两场以音乐为主题的电影,《Violeta Went to Heaven》(港译《紫红色的一生》)和《美姐》,都是苦涩调子的—电影里的人也苦,音乐也苦,但幸好音乐常常振奋起来,拯救歌唱者。

新锐中国导演郝杰的作品《美姐》,涉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那正是我最不忍面对的时空,看的时候心头像压了石头般沉重着,到最后才随着男人们杂沓放肆的歌声释放出来。电影拍摄的地点虽然是内蒙古,音乐也是该地的“二人台”—介乎二人转与秦腔的乡俗音乐,但却让我想起我走过的西北。望不尽走不到头的黄土山丘羊肠路,泥土疙瘩一样的人泥土疙瘩一样的生活,我们走到甘肃新疆交界的地方路过一些所谓迁徙村,简直是赤贫荒瘠的状态,但人还得生活、种花和恋爱。像在《美姐》里的铁蛋他爹,“文革”中被整瞎了,但还记着美姐的声音,还能掌琴与她对唱流利自如。

和影片文案、海报宣传的不同,虽然涉及男主角铁蛋和美姐、美姐的三个女儿之间暧昧或奔放或压抑的情感,但这不是一个不伦情欲故事,而是一个音乐的传承故事。正如铁蛋问三丫头你从哪里学来的歌呢?三丫头的回答:你爹教了我妈,我妈又教了我。美姐就是中间这条重要的纽带。美姐不是晚娘,她对铁蛋的爱是赤诚的母爱,三个女儿倒像是纺车旁的命运三女神,以各自的方式拆解编织着铁蛋的命运。

酷日像鞭子抽打着苦命的人,人能够做的只有歌唱。“二人台”唱腔凌厉淋漓,内容俗辣不拘,像二人转但比二人转多很多黄沙飞石之气,铁蛋的一声嘶吼也充满西北汉子的爆发力。我有过四次西北之旅,有两次听到了花儿,一次听到了秦腔。深感那都是艰苦生活中不得不发的一腔血性,歌词大爱大恨,虽然有时不免血腥一点,但总比假惺惺的软绵绵的情歌真实。爱得多痛苦,唱得就多奔放,西班牙佛拉明哥音乐就是这样的。

饰演铁蛋的演员冯四,本身就是一个内蒙古的移动二人台戏团的团长,片中最自由自在的一段:一团人坐在卡车车斗上即兴肆意唱游,顶着烈日与熏风吼叫,这基本就是他的自况。冯四的演唱极为激情投入,瞪眼闭眼一声长啸,撕心裂肺的,非如此不可喷出千年黄土的郁结。电影中给他的“疯唱”安排了原因:与大丫头的一段苦恋以及彻底的绝望,现实中冯四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史不得而知,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忍耐煎熬以及相对应的情欲炽热怒放,两者的张力就像片末的葵花田一样绵延无边,如果这是梵谷那炽热的最后麦田,此间飞腾而出的群鸦就是歌者嗓音的一次次迸裂。

《Violeta Went to Heaven》的声音也在极端炽热的阳光与荒原中迸裂,它的主角Violeta Parra是智利著名的民谣女神,是智利“新歌谣”运动的主力和策动者,也是才华横溢的素人画家和诗人,中国一个地方戏野台走唱者的艺术成就当然不能与她同日而语,但构成她们的世界、哺育她们音乐的元素竟如此相似。智利山区荒凉艰辛不亚于中原偏西的苦地,Violeta Parra的父亲也像铁蛋的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民间音乐家,但拉丁民族的遗风就是宁可燃烧而死绝不苟延残喘,所以Violeta Parra的父亲在学校教授鸟鸣、在小酒馆酗酒、砸琴,愤懑而死,铁蛋的父亲活下来了,美姐问他眼睛为什么瞎了,他也笑说忘了忘了别说了。

铁蛋的二人台如秦腔,纯粹以人的基本欲望的吁叹来反抗,又似黑奴吁天。Violeta Parra传承的智利印第安民谣,原本也是这样诉诸爱恨悲情,但Violeta Parra深受当时南美左翼反抗精神的影响,赋予她的民谣更多的反叛与战斗性。后者赋予音乐力与叛逆之美,但同时也撕裂着歌者,令Violeta Parra的歌声中火焰与暴雨同样激烈。

“扎扎”、“嘎嘎”,仿佛强扭着木吉他的琴马,命运的调弦声贯穿着全片的背景音,到最后你才发现这是Violeta Parra操持的民谣帐篷在智利高山上风雨横扫中挣扎的声音。Violeta Parra的命运与南美当代革命的命运同步,无论其激昂其低回其困顿其突进。南美洲的赤贫与神奇,让此地的革命与中国不同,同样是一无所有,但前者无疑更有想象的勇气。

Violeta Parra与她的同道者(包括她的兄长“反诗人”帕拉,她那改变了智利当代艺术的Parra家族,她的同道人切·格瓦拉和阿连德……),唱的是燃烧的阳光下直面真实的歌,辛辣如龙舌兰。她的歌诗与某种命运令我想起另一个燃烧着的诗人:秘鲁的巴列霍(Cesar Vallejo)。巴列霍的诗也撕心裂肺,飞翔在阳光最白热的顶端与黑夜最冷的霜冻角落。巴黎的雨水绵绵无尽地捆锁着一个印第安人的伤足,他仇恨那个使他成为黑面包的白世界,但又不得不在那里发出自己最夜莺婉转的声音。Violeta Parra也是如此,她为了把握去波兰音乐节的机会,大意把初生小女交给小儿照顾结果失事夭折;她与恋人在巴黎推广她来自智利的音乐与绘画,换来一次次冷落或误解,最后还因为她强大的自我而失去了年轻的恋人。

从父亲到小女到一个个深山中的老歌者,到她自己,Violeta Parra的生命中死神永不休息停步。“如果我们找不到她,世界将把她遗忘。”Violeta Parra在带着少年儿子奔走在群山之间路途上对他说,她说的是一个年迈的女民谣作者,其实也是说她自己。但当她们去到这个女歌者的家,歌者刚好长逝,从狭小的床移到另一狭小的木棺之中。

所有的琴师都离去,只留下琴挂在墙上,Violeta Parra的儿子照旧取出录音机,他只能录下空气,弦在风中颤动。多少人期待留下声音而未能,包括那早夭的孩子。Violeta Parra对智利民谣的一大贡献就是她耗尽青春,以双脚踏遍智利每个角落收集了上千首最草莽的民歌,同时她又自己发声,融炼这些鬼魂们的怨于自身强韧的嗓子里,发为粗粝刚毅之歌。

“你有那么多身份……”、“我选择与人民待在一起。”这是Violeta Parra最后最坚定的回答。虽然她自身也陷于命运的漩涡中如飘摇的帐篷、张开了翅膀又被吹折。她的愤恨之歌如《诗经》里的“上邪”,质问山河大地,质问爱人与敌人,直到生命中所有的人和鬼魂来为她鼓掌。Violeta Parra死于自杀,因为爱情也因为民谣事业的艰辛,在她死后,阿连德为她扶灵,独裁者禁止她的名字和她的歌流传,但直到今天,南美甚至世界的为不公义抗争的现场,仍有青年唱起她的愤怒与爱,苦调亦是为苦命人申命之调。

作者系香港知名诗人

[责任编辑:吕美静] 标签:Violeta Parra 美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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