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中国拒绝电影分级制：怕思想政治教育失控

近日，电影导演谢飞发表公开信，提议将现行的行政管理式的电影审查，改变为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议。

实际上，电影分级乃大势所趋，世界各国也并不乏成功案例，除美国之外，韩国近年在国际影坛声名鹊起，诞生一批优秀电影人与电影作品，电影分级制无疑居功至伟。

从发展历程看，韩国电影分级制大致分三步走：第一步，废除电影审查制度。1996年，韩国结束了延续70年的电影审查制度。第二步，开放电影题材，设立电影等级制度。1998年韩国取消“电影剪阅制度”，以电影等级制度代替。每部电影的等级由民间组成的“影像物等级委员会”进行评级，对色情、恐怖、政治等题材也原则上不再限制。第三步，颁布电影法案，从立法上规范管理电影放映。1999年，韩国国会发布了《电影法修正案》，其中规定韩国将在2000年彻底废除影像制品审查制度，完全采用分级制，维持影院韩国电影放映任务制度。

中国之所以拒绝电影分级制，主要源于三点考虑：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失控，弱化了电影的宣传教化功能；二是一旦在电影内容与题材上放开，会导致色情、暴力等镜头侵蚀银幕，污染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三是分级制可能会沦为电影广告的噱头，恶化电影市场竞争关系。但从韩国电影分级制十余年的践行来看，我们担忧的情况并没有出现，韩国社会也没有因此而社会暴力色情泛滥，社会风气堕落。

事实上，电影是一种消费文化，无须承担教化般过于沉重的角色。印裔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说：“现代消费最受吹捧的特色—寻求新奇—只不过是更深层的消费规训的征兆；在这种规训里，欲望围绕转瞬即逝的美学而组织起来。”其涵义可简单归纳为，多样性与新奇性。当今多元化社会，电影观众的审美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倾向，要同时满足电影受众的多样性与新奇性，惟一的出路只有分级制以及分级制下的类型电影的推陈出新，因为它可以避免过度整齐划一带来的审美疲劳。

此外，电影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标准的艺术品。一部优秀电影的创作，需要电影人超强的创作灵感与幻想神经，从而为观众创造出一个精彩纷呈的幻想世界。电影审查必不可少，但不可干涉管控过度，否则会箝制其艺术表达。

在韩国，其电影审查机构来自民间，人员构成具有较大的代表性，政府只提供运营所需资金，对内容不作任何干涉，此举无疑极大地激发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与艺术探索。

或许，有人会提出电影分级制如何保护儿童免受不良信息侵害的问题，因为一旦银幕充斥着血腥情色镜头时，我们缺乏完善的法律机制来保障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但这并不能作为否定分级制的理由，在当今网络高度发达的社会，即便没有分级制，青少年儿童也一样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超越限度的电影资源。毕竟，相对于网络的开放，电影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分级制能保障部分特定人群享受多样化的电影服务，既能扩大电影市场，又能增强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何乐而不为？

在此，笔者并不想否认电影审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是，当前的电影审查制度有僵化与过于严格的毛病，不利于中国电影业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走向世界。美国著名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对电影来说，必要的文化控制无法拒绝，“娱乐至死”也非最佳选择，要让文化精神不致枯萎，我们只有在其中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