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焦裕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电视剧《焦裕禄》由上影集团主创出品,创作历时超过4年,被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列为向十八大献礼的影视作品之一。电视剧《焦裕禄》评论研讨会4日在沪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出席并讲话。杨振武指出,电视剧《焦裕禄》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作品。该剧主创在努力体现中央领导同志对焦裕禄同志的评价及焦裕禄精神的总结上,创新叙事方法,立体塑造人物,弘扬主流价值,为广大观众呈现了一个好党员、好公仆的形象,有力倡导和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模范性以及纯粹的公仆精神,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充分发扬焦裕禄精神,勤奋工作,恪尽职守,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创作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上海原创”,把上海的电视剧创作,上海的文艺创作生产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次研讨会由上海市委宣传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影集团主办,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文艺评论专项基金承办。
我们摘登了部分与会劳模、专家的精彩发言,以期引起广大观众、读者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
焦裕禄:弘扬主流价值,它是一个思想内涵的概念,而非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的规定。《焦裕禄》塑造了英雄焦裕禄。他的英雄形象塑造,恰恰是在他美好心灵的充分展示中完成的。《焦裕禄》用编年史、成长史、心灵史的方式,用艺术规律传播主流价值。
任仲伦(上海电影集团总裁电视剧《焦裕禄》出品人)
弘扬主流价值,它是一个思想内涵的概念,而非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的规定。主流作品的艺术表现是开放的,各种艺术表现方法可以自由地运用。创造性地开拓主流作品的艺术表现方式,引发观众更多的情感共鸣,推动主流作品更加深远的传播与影响,这是电视剧《焦裕禄》最为倾心倾力的追求。
与其他文艺样式相比,30集的电视剧《焦裕禄》充分发挥优势,用更加舒展的篇幅,更加广阔地展示焦裕禄的人生。剧集从焦裕禄青少年时代讲起,他参加抗匪保田,抵抗鬼子,也做过哈军工的调干生,直到担任兰考县县委书记。这些经历的开拓,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焦裕禄的履历,更主要是展示他人物成长的内在逻辑,展示他信念与品格赖以生长的土壤。焦裕禄作为时代英雄,生于忧患,长于时代,成于信念。他并非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的英雄,神授神性,天生天降。所以,真实还原焦裕禄真实朴素的一生,还原他与百姓血脉相连的情感,还原他坚守信仰的心灵史,这是《焦裕禄》创作的出发点。
在电视剧《焦裕禄》中,那种水滴石穿的细节提炼,成为塑造焦裕禄形象的基本手段;那种水到渠成的情感表现,成为感动观众最博大的源泉。剧情虽然从焦裕禄跟土匪斗智斗勇开局,但没有把兴奋点寄托在传奇故事上,而是耐心写出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优秀共产党人的过程。共和国艰难历史,是焦裕禄成长的背景。焦裕禄最初走上工厂领导岗位,正是国家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紧缺是百姓生活的最大困难。当他看到南方来的杨工程师吃不了高粱玉米,就送去家中仅有的20斤大米,而哺乳的妻子却没有奶水给自己的婴儿。他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女儿考上邮电局,他却劝她放弃并送去更艰苦的环境工作,他的这些近人情与“不近人情”的描述,都是从普通人的视野去理解他的情怀。所以说,作品是用许多细节缀连成具有说服力的情节叙述,细腻地展示了焦裕禄的为民服务的情怀。
我们常常说艺术高于生活。而《焦裕禄》的成功,恰恰是生活高于艺术。主创者贴近焦裕禄的生活,倾听他的内心与思想,表现他的欢欣与苦恼,甚至叹息。用现实主义的真实,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焦裕禄,还原了真实生活的魅力。
性格鲜明是人物塑造的关键,《焦裕禄》没有放弃人物的性格塑造。而是精心按照焦裕禄所处的真实环境,塑造出真实的性格。焦裕禄是在传统文化和民间生活中成长的英雄,坚韧隐忍,忍辱负重,由善至爱,成为他性格的基本色调。无论是面对领导的误解,还是面对邻县的冲突,以致最终面临病痛而坚持工作,他的一切高风亮节都体现了他性格中的韧与忍。由于焦裕禄的党性修养和社会理想,与民族美德和民间情义融为一体,形成人们更加容易感知的人格魅力,所以,他感人至深地打动了观众。
美学上有条定律:英雄诞生于悲剧。悲剧诞生在美好的毁灭中。而《焦裕禄》塑造了英雄焦裕禄。他的英雄形象塑造,恰恰是在他美好心灵的充分展示中完成的。因为这份理想的美好,这份人格的美好,所以,他给予社会给予人们的精神价值是无限的。焦裕禄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但是,他的精神却寸步不离地在我们中间活着。今天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繁花般的多元,但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依然是克己为民,依然是夙夜为公。《焦裕禄》从创作到播出,让人们再次追忆国家曾经出现的优秀县委书记,让人们期望焦裕禄精神得到更大的弘扬,也让我们更深刻体会到艺术应有的引领风尚,倡导善美的责任。这是电视剧《焦裕禄》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焦裕禄:天上一颗星,地下一颗钉。如果你是做好人的,天上的星就是亮的,如果你是做坏人的,那颗星就是暗的。
做官莫忘焦裕禄,当今中国的官员应当怎么当?焦裕禄为干部制定了“十不”。焦裕禄在对干部制定底线的同时,又对干部提出高要求。他说:“干部不领,水牛掉井。 ”
邓伟志(上海大学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
焦裕禄的形象观。艺术家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绘制的标准像并不怎么高大:披着中山装,掐着腰,腰板似乎也没有挺直。不是西装革履,不是挺胸凸肚,看起来可能是少了点敬畏感,然而,却多了点真实感、亲切感。其实,焦裕禄开会、做报告时形象更不太美。他不断用左手按住腰部,还常常要用硬物或者右膝顶住肝部。为什么?因为他肝区疼痛,因为他是带病工作。谁能知道,就是因为他这般不太美的形象,讲话催人泪下,报告催人奋进。
群众爱听焦裕禄的讲话,不是因为他的口才抑扬顿挫,是因为他能讲到群众心坎上,是因为他这位官人不爱讲官话,乐群众所乐,忧群众所忧,讲群众所言。官是民的代言人。民众想说的,就是官员要说的,说到底,群众的语言就应当是官方的语言。官话首先应当是群众的话。
如今有些官员颇关心自己的外在美,讲究衣着。而官员应当学习焦裕禄的“内在美”,什么是官员的内在美?那就是群众在官员心中的分量轻重,要像焦裕禄那样:“心中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群众在官员心中的分量重则内在美,轻则内在丑。外在再美也是丑。
焦裕禄的时空观。焦裕禄在处理干群关系上,有几句话。他认为干部应当“时刻想着人民群众”,“经常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请注意他的“时刻”和“经常”。这就是焦裕禄的时间观。现在我们在谈应急管理时习惯于讲“第一时间……”,这是合乎焦裕禄的时间观的。干部应当急群众之所急。群众有急事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在第一时间赶到。时间就是稳定,时间就是和谐。古人云:“众怒不可蓄也。”拖延会把小事拖成大事,把局部的矛盾变成全局性的矛盾,把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在第一时间赶到固然很好,那么在“第二”、“第三”时间呢?也应当“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这就是说,要像焦裕禄那样“时刻”和“经常”。
现在,我们爱讲与群众“零距离”,这虽是“舶来品”,但也是一个极好的形容词,巧妙地表达了干群间的空间观。问题是:“零距离”之后干什么?是零距离训斥,零距离忽悠,还是零距离服务?焦裕禄的做法是:“卷起裤脚与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焦裕禄的做法是:“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一句话,焦裕禄的空间观是: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兰考县当时是有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的困难地区。上级派他去兰考。他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干群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学习焦裕禄就要学习焦裕禄这种货真价实的、毫无形式主义的时空观。
焦裕禄的干部观。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里都会有官员,在氏族社会也有不是官员的氏族长,可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官员是不一样的。当今中国的官员应当怎么当?焦裕禄为干部制定了“十不”。“十不”中的第一个“不”,是“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第二个“不”,是“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十不”是干部的底线。不仅中国,许多国家都规定不许官员用公款吃喝。可是,我们有些地方“无酒不谈政务”。有些地方公款吃喝的费用高于扶贫款。这是很可怕的。也有些官员干了坏事以后,“做贼心虚”,便求神保。求神之后,自以为有了神的保,再去干坏事,陷在恶性循环当中不能自拔。这就足以说明焦裕禄半个世纪前把这两条置于“十不”之首的前瞻性。
焦裕禄在对干部制定底线的同时,又对干部提出高要求。他说:“干部不领,水牛掉井。”他认为当干部的必须带头。带一次头胜过一百道动员令,胜过念一百遍“重要报告”。不带头就成为爬不起来的死牛。在共产党人中曾流传过一句名言,那就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组成的。 ”这“特殊”不是特殊享受,而是特别能奉献。
“特别能奉献”就是焦裕禄式的干部。
焦裕禄: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一些人一阵子的感动没有转化为一辈子的行动,更有少数干部只是要求别人向楷模看齐,却不把自己摆进去。作为观众特别是党员干部在通过新闻报道、文艺作品学习先进人物的时候,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从具体的事迹或故事中体悟到其中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曾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育长、教授)
面对焦裕禄这样的标杆,也不是没有“议论”。有人说,焦裕禄是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干部,属于打江山的一代,经历过奋斗的艰辛,深知群众的重要,所以学不了。有人说,焦裕禄是特定历史时期树立的典型,所以不值得学。有人说,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工作方法不对头,事必躬亲,事无巨细,管得太多太具体,所以不能学。有人说,焦裕禄那样的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关心自己的家人,没人情味儿,所以不敢学。还有人说,今非昔比,当下的情况和焦裕禄生活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学了也没有用。凡此种种的议论,在孔繁森、杨善洲、李林森等新时期先进模范人物身上也出现过。结果,英烈被祭上“神坛”供人观瞻,一些人一阵子的感动没有转化为一辈子的行动,更有少数干部只是要求别人向楷模看齐,却不把自己摆进去。
上述这些论调反映出一种方法论上的通病,只注意到形而下的东西,没有透过形而下的东西感悟到形而上的东西。不可否认,焦裕禄的事迹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也不可否认,影视作品在塑造焦裕禄形象时必须借助大量的故事、场景,这样人物才能显得鲜活、感性,具有可看性和艺术性。在这个方面,电视剧《焦裕禄》可以说是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代表作,这也是该剧能够赢得观众口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作为观众特别是党员干部在通过新闻报道、文艺作品学习先进人物的时候,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从具体的事迹或故事中体悟到其中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一是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焦裕禄一生经历过多个工作岗位,每个岗位他都尽职尽责,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把事情做好。
二是敢于牺牲敢于奉献。要做好事、多做事就必须有付出。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他牺牲了个人健康。
三是严格要求干部和家人。焦裕禄对群众一往情深,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却嫉恶如仇。电视剧《焦裕禄》没有回避干部队伍中的问题。焦裕禄提出,改变兰考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在不良现象面前他不愿放弃原则,不做老好人。
四是坚持走群众路线。焦裕禄的工作作风同样值得称道。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从不主动显露县委书记的身份。他经常骑着自行车行走在乡村,从群众中获得灵感和智慧。通过与修车老汉胡大伯交谈,想到把城关的土坑改造为鱼塘,让群众吃上鱼;在田间地头他遇到了抓老鼠的能手;从老农民、刘秀芝那里找到了治理盐碱地和流沙的办法;在出差路上他遇到栽种泡桐树的专家,在民间找到了泡桐快速生长的办法。很难想象,如果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整天看文件听汇报,能够找到这么多攻克难题的良策,能够遇到这么多高手能人?
五是工作深入细致。焦裕禄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善于化解矛盾冲突。比如,因洪水排泄问题,兰考与邻县上万群众发生械斗。焦裕禄连夜赶到现场,安抚两方群众,阻止事态扩大。然后又冒雨到邻县协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两县决定共同修筑泄洪道。在处置今天被称为“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焦裕禄显示出冷静、缜密、细致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焦裕禄: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这不怪他们,责任在我们身上,党把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寻找现实版的焦裕禄,我们不仅要看到屏幕上的焦裕禄,更期待看到现实版的焦裕禄,那不应该是一个,应该是千千万万个。
李云良(上海作家协会理事、编剧)
焦裕禄,这是个经受得起时间拷问的名字,这个名字和共产党员画等号。
在《焦裕禄》播出的每个夜晚,都有千百万人守在电视机前,倾听焦裕禄、感知焦裕禄,走近焦裕禄。电视剧用朴素的镜头语言,真实的情节描绘,细腻的细节展示,重现了焦裕禄平凡辉煌的一生。他的故事还是那些,却没有过时。他的台词还是那些,却依然亲切。原因何在?是我们的眼泪越来越廉价了吗?是我们的心灵越来越脆弱了吗?显然不是。
剧中描写了焦裕禄作为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如何到乡村访贫问苦,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他骑的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没有戴名贵的劳力士、肖邦,没有坐奔驰、宝马……他是质朴的,赤裸的,传教士一般的带着泥土芳香的真实的人,怀着对人民的爱,为人民谋福祉。
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焦裕禄的大儿子打着他的旗号去戏院不花钱看戏,被焦裕禄严厉批评,并带其去补了一张票,并当面向戏院工作人员道歉,同时告诫同行的干部,任何人都不得搞特殊,搞腐败。三毛钱的一张戏票,折射出焦裕禄的人格魅力。他成了一面时代的镜子,超越了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变成老百姓心中的门神。
剧中有大量的情节细节描绘焦裕禄是人民的好儿子、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作为一个父母官,没有高高在上,而是深入百姓家中,嘘寒问暖,体察民情。他前往兰考县委报到,衣着简朴,一路步行,当他看到一群饥饿的孩子时,他拿出了自己携带的全部干粮。第一次参加县委会议时,他提议与会同志先到兰考火车站看一看,当看到鹅毛大雪中无奈等待中的饥民,当看到火车来临时饥民争先恐后逃离家园的决绝,众人被深深震撼了。当他听说政府的救济粮没有及时发放时,他震怒了。当得知养牛老人被牛角撞伤,生命垂危,想见他一面时,他不顾自己已经十分羸弱的身躯,深夜冒雨前去探望;在家老小尚未温饱的情况下,他还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资助更需要帮助的贫苦百姓……面对双目失明的老人,他深情地说出:“我是你们的儿子。 ”
我们不仅要看到屏幕上的焦裕禄,更期待看到现实版的焦裕禄,那不应该是一个,应该是千千万个。
焦裕禄: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领着县委领导去火车站看灾民)去领导群众改造兰考的面貌。
向焦裕禄学习,做好群众工作。
杨兆顺(上海普陀区桃浦镇紫藤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劳模)
焦裕禄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电视剧里有一个场景我印象十分深刻,那就是焦裕禄的两件棉衣。组织上决定安排焦裕禄去担任兰考县委书记并跟他谈话后,焦裕禄来到开封收容站看望逃荒的兰考难民,他看到身边一位大娘衣着单薄,就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给她披上,而这件棉衣是焦裕禄唯一的一件。在他去兰考赴任前,地委常委会通过决议又给他做了一套棉衣。坐着驴车去兰考的路上,焦裕禄碰到了出去逃荒的灾民,他走到群众中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妈冻得瑟瑟发抖,就把自己的棉衣又脱了下来给她穿上。焦裕禄两次把自己唯一的一件棉衣脱下来给群众,动作很自然,就像对待自己最亲的人一样。如果不是对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不是把群众真正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是很难做出这样的举动的。焦裕禄同志把对群众深厚的感情转化为自己工作的动力,把群众的需求当成自己的需求,把群众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因此,他在为群众服务时始终不畏困难、毫不退缩。
电视剧里还有这样一个场景,焦裕禄要到离县城80多公里路的一个公社去,秘书替他准备好了吉普车,可是焦裕禄却推着自行车出来了,他说,“正是因为要去公社,所以不能开车。隔着玻璃怎么跟群众说话?光看到你动嘴,听不到你声音,里外干着急。再加上车速那么快,步行的群众也跟不上咱们。那样啊,就是跟群众拉开了距离,脱离了关系。”他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总能看到焦裕禄在田间地头与群众打成一片,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尊重。我们在基层工作,就要像焦裕禄那样到群众中去,用群众听得懂的话与他们交流,而不是说官话、套话。只有这样,才能拉近与群众的关系,得到群众真心的支持和拥护。
焦裕禄常说一句话,“别人啃过的馍没味道”。就是说要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平时只要有空,我总爱走家串户,就像走亲戚一样,情况熟悉了,心就不慌了,做工作也就能够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焦裕禄: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我们见过太多的粉饰、拔高和包装,其实,唯有真实,才有震撼的力量;唯有真情,才能直抵人心、打动人心。电视剧《焦裕禄》让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情感、崇高的精神。
蒯大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近年来,在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出现了贪腐、懈怠、折腾、脱
离群众等现象,加上贫富差距扩大,使得社会矛盾激化,民众怨气上升,损蚀着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尤其需要“象松柏一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在冰天雪飘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变色”的真正共产党人,迫切需要“像杨柳一样,栽在哪里活在哪里,根深叶茂,茁壮旺盛”的好干部好公仆,“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地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的社会精英,而焦裕禄的一生正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焦裕禄精神也因此而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焦裕禄这个人物形象在观众心目中已有深刻的稳固的印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塑造好这个形象,挖掘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意义,是这部电视剧成功的关键。电视剧《焦裕禄》成功地达成了既有目标,凭借的就是在艺术上既有本色还原和连续性,又有适度的创新和突破。
我们见过太多的粉饰、拔高和包装,其实,唯有真实,才有震撼的力量;唯有真情,才能直抵人心、打动人心。电视剧《焦裕禄》剧情真实可信,真情动人。焦裕禄在兰考既有奋斗的艰辛,也经历了思考的痛苦。电视剧对焦裕禄的感人事迹作了真实的反映,依据事实,依托真实,对人物的本色进行还原,同时在人物本色还原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物性格的连续性。我们看到,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情感、崇高的精神,照亮了广大观众心灵深处的情感和理性,激活了广大观众心中本来就有的崇高感和精神力量。
《焦裕禄》的创新和突破,主要体现在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人物内心的挖掘上。该剧突破了“英模”题材“好人好事”的叙事模式,通过戏剧冲突,在展现焦裕禄的无私公仆精神的同时,也重塑了他作为人子、人夫、人父的天伦秉性,把一个丰满真实的焦裕禄呈现在观众面前。该剧首度用影像还原了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前的“前史”。剧中的焦裕禄不仅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好书记,还是一个足智多谋带领民众土改剿匪的领导,一个以出众的勇气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焦裕禄参加过南下武装工作队,上过哈工大、当过车间主任、能诗擅文、能唱会跳。全剧全方位、多角度地塑造了焦裕禄这一被人熟知的“人民公仆”形象,带给观众新的认知和感受。这些人性化的丰富的细节处理,充分揭示了焦裕禄精神的历史基础、时代特征以及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天地有正气,浩然万古存。电视剧《焦裕禄》展现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所蕴藏的精神力量。确实,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的崛起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当然,同时还需要制度的力量。
(与会其他专家的文章将刊载于文汇报和新民晚报。本版图片均为电视剧《焦裕禄》剧照)
电视剧《焦裕禄》故事梗概
1922年,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就在这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博山县北崮山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
焦裕禄7岁上学,学习刻苦认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1932年,家乡遭遇灾荒,家境十分贫困,11岁的焦裕禄被迫退学,跟随穷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
焦裕禄的父亲因无钱还债,被地主活活逼死。眼泪未干,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抚顺的一个煤窑做苦工。面对日寇的非人折磨,焦裕禄和工友一道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虎口。
焦裕禄这个苦水里生苦水里长的青年农民,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民兵队伍。焦裕禄努力学习,很快担任了村里的民兵班长,他经常带领民兵打土豪、除汉奸,配合部队消灭敌人。在斗争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焦裕禄于1946年元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焦裕禄入党不久,领导上就把他调到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在武装部工作期间,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947年春,盘踞在淄川、博山、章丘三个县的还乡团纠合一起,准备扫荡崮山根据地。当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要主力部队增援,时间又不许可。在研究对策时,焦裕禄提出了一个智退敌人的办法,粉碎了还乡团的阴谋,保护了崮山根据地。
1947年7月,为了帮助新解放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地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为了在沿途做好对新解放区群众的宣传工作,大队党委要求一中队在较短的时间里,排演一曲反映河南农民在国民党统治下悲惨生活的大型歌剧《血泪仇》。焦裕禄主动报名扮演剧中的主角王东才。焦裕禄激昂悲愤的唱腔,严肃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场观众。演出结束后,当场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军。
1948年2月13日,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了,焦裕禄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带领担架队,在尉氏县支前总队部的领导下,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伟大斗争,获得了“支前模范”的锦旗。
1950年冬,焦裕禄任共青团尉氏县委副书记。
焦裕禄善于做青年的知心人。他每次下乡,总是随身背着那把南下时带的二胡,给乡村里的青年伴奏。他与青年情同手足,青年有什么困难和想法总要和他一起探讨。
1952年春,焦裕禄调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时,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杞县搞土地复查。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青年,调查青年思想实际,利用各种机会找团干部谈话,了解青年工作状况,常常是通宵达旦。
1953年,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焦裕禄怀着无限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崇高理想,从农村工作岗位,来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
为了提高科学文化知识,焦裕禄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理论知识,到大连起重机厂工作实习。
1962年冬,焦裕禄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高潮。
1964年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但是,焦裕禄从来不考虑自己的身体,想的总是别人,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1964年3月,焦裕禄的肝病到了严重关头,兰考人民除“三害”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在医院里,焦裕禄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了。焦裕禄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遗愿,正在兰考人民的继续奋斗中逐步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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