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实主义电影大师肯·洛奇:别嘲笑问题青年
时代周报:你的作品被政客和影评人视为某种“左派宣传口号”。从这种立场出发,《天使的一份》是否在揭露:资本至上的社会试图抛弃罗比这一阶层?
肯·洛奇:我们揭露的恰恰是社会给这些青年失业者所贴上的既定标签:“罪犯”、“懒汉”、“无所事事的人”、“吃政府补贴的寄生虫”。社会的主要阶层希望把失业者纳入他们规定的经济体制,从而给劳动者压力。最可气的是招工时的名言:“如果你不接受这点工资,那就别干,还有100多个人等着这位子呢。”保持一定量的失业人口,雇主就可以控制生产成本。电影想说的是,那些青年缺的只是发挥他们才华的机会。这是英国社会应该反省的。
世俗观念在窒息天才的青年
时代周报:你们怎么找到男主角保罗·布莱尼甘的?
肯·洛奇:他的童年很苦,曾经是个少年犯,甚至曾到处流浪。保罗·拉夫蒂先经人介绍认识了他,向我极力推荐这位小伙子,说他的即兴反应很棒,而且跟剧本里的罗比很相似,也是一位年轻的父亲。试镜时,我们让他做了好几个即兴场景表演,效果非常理想。当然,按照惯例,我们先后也见了100多位应试演员,职业的,非职业的……保罗·布莱尼甘就是天生为这个角色准备的人选。
时代周报:对女友和孩子的责任心也是罗比博得观众同情的重要环节。
肯·洛奇:对,这三人的关系很重要。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往往能改变一个人。不过罗比的女友莱奥妮这个人物更复杂一点,她父亲以前是黑社会老大,现在经营一家俱乐部,他不想让女儿跟问题青年来往。所以莱奥妮的家庭背景比罗比优越得多。
时代周报:说到争议,罗比和他的伙伴偷窃成功,你认为他们的行为合法吗?
肯·洛奇:法律上,他们是违法的,道德上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本身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个社会阶层。而电影中“偷酒”更多的是隐喻作用,罗比具有品酒的天分,他和他的朋友有实现梦想的冲动和能力,但这种“布尔乔亚式”的奢华工作不可能接受他这种人,所以他们必须通过另类的方式去实现,他们的目的只是想拥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是社会世俗的等级观念在窒息这些天才的青年。
比利时标准列日队的球迷
时代周报:你说过,在拍摄现场,最讨厌监视器?
肯·洛奇:其实演员表演时,他们和我之间是一种很私密的关系。在拍摄现场,监视器是严禁入内的。开拍时,我也从来不去看取景框。所以我偏爱“新浪潮”那种小团队的摄制组,而且不能有剧组以外的人来参观。
时代周报:你怎么指导这些非职业演员的?
肯·洛奇:我不怎么指导,只告诉他们移动的路线。拍摄时我从来不会说“现在你要开始哭了”或者“接下来要发脾气了”。对非职业演员不能这样。我必须要找一种方式叫他们表现出我要的效果。比如,拍一场两人的对手戏,如果我想要A表演出某一种效果,我不会对他说,而是跟B传达一些指示,让B的言语举动刺激A做出我需要的反应。我希望演员不是为我表演,不要演完后转过身问“导演,这样行吗”,他们要释放自己的本能,不能有意识地演,而是凭直觉做出反应。
时代周报:这部电影中有很深的悲观主义、嘲讽,但又有美好的结局。你本人相信这种童话般的结局吗?
肯·洛奇:个人观点来说,故事的收场很现实主义。罗比并没成为百万富翁,他靠个人化的方式解决了工作和生机,他只是在生活中找到了平衡点,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只想在结尾给观众一点希望,而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抒情。你们仔细想想,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努力掘到了“第一桶金”,开始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如果这也能称为“happy ending”,那真是太可悲了,那只是一份工作……扮演罗比的小伙子到现在还没有固定工作呢。他每周做四小时的短工。所以影片的结局绝对不算“美好”。
时代周报:我们发现,你之前的三部影片中,比利时的达内兄弟都作为联合制片人参与其中。你们关系这么近,是因为“社会介入批判”的立场相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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