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回忆往事是为走出新路
时代周报:在“文革”当中的亲身经历,使你对鲁迅的作品有了新的认识?
吴中杰:写书需要人生阅历,否则只能写其表面现象;读书也需要有人生阅历,否则就不能领会其深层含意。鲁迅的文章,开掘得很深,有很丰富的社会内容,没有人生阅历是不能领会其内在含意的。鲁迅在复颜黎民的信中说:“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即是此意。
从“胡守钧案”写起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写《复旦往事》?
吴中杰:在这本书中,最先写的一篇文章是《被扮演的“反革命”》,是应一个朋友之约而写,原来的题目叫做《人生大戏场》。倒也不是想要申诉冤屈,而是觉得“胡守钧案”很有典型性,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冤案是怎样编造成的。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被刊用。
后来陈思和、李辉为山东友谊出版社编“逼近世纪末人文书库”,收了我一本散文集,我就把这篇文章编了进去,并用这个篇名当作书名。出版之后,得到许多朋友的赞扬。后来我又写了以复旦教师为主体的《海上学人漫记》一书(即《海上学人》的第一版),也获得好评。
这样,到复旦百年校庆之前,我就想把在复旦的半世纪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写出一些值得引为教训的事。我只是一名普通教师,见闻有限,而档案又不肯解密,所以我不可能来全面总结经验,我也没有写校史的条件,只是就我所见所闻,写一些纪实性的文字,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思考,避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
时代周报:回顾在复旦大学几十年的读书和教学生涯,你如何反思所亲身经历的苦难与学术研究的得失?
吴中杰:从1953年到1957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四年间,虽然也有政治运动,但耽误的学业还不算多,且有名师传授,还打下一些学问的基础。1957年夏天,开始了“反右”运动,从此就运动不断,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整整20年时间,都是在运动和劳动中度过的,这段最美好的年华,都白白浪费掉了。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还不断有所反复,也很影响学术的发展。做学问,一要有生活上的保障,二要有自由思考和发表意见的空间,三要有充裕的时间,四要有平静的心态,缺一不可。我写这两本书,是想通过对往事和旧人的回忆,提供一些可供思考的资料,以便人们能吸取历史的教训,走出一条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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