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回忆往事是为走出新路
吴中杰早年为自己设计的路子是:年轻时做记者,搞采访,写特写,到年纪大了,有了生活积累,就坐下来写小说。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作紧张,无法搞创作,只好做文学研究工作,成为教授。退休之后,吴中杰重温青年时代的作家梦,不过并没有写小说,写的是散文、传记。
1953年,吴中杰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没有导师制,吴中杰听过许多老师的课,受许多老师的影响。朱东润先生常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蒋天枢先生一再要学生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吴文祺先生在课堂上常以王力的音韵学为靶子,进行批评。鲍正鹄先生讲课喜欢跑野马,古今中外,思路非常开阔。在吴中杰被批为白专道路时,别人都劝他不要再写了,只有蒋孔阳先生私下对他说:“一个人如果二十几岁露不出苗头,三十几岁没有成就,这个人也就出不来了。”
毕业后,吴中杰历经政治运动的折磨。1970年,他成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一员,被定为“摇鹅毛扇”、“长胡子”的“狗头军师”。这一年秋天,吴中杰到五七干校,与贾植芳同是监督劳动对象,成为难友。贾植芳一生经历坎坷,四次入狱,但思想坚定,富有韧性战斗精神。平反以后,两人一直保持着这种情谊,经常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开玩笑。贾先生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洞察力,有些话虽以玩笑之语出之,却极具穿透力,启人思考。他常说:“要把‘人’字写得端正。”王元化先生则在思想上影响吴中杰。王元化曾和吴中杰的妻子高云同事,认识吴中杰后时常交流。
从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后,吴中杰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两本纪实作品《海上学人》和《复旦往事》。二书作为姐妹篇,都以复旦人事为主,描写知识人的际遇,一重写人,一重记事。吴中杰说:“这两本书在写作的侧重点上虽然有所不同,但无论是人或事,都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所以我遵循中国学者‘知人论世’的传统,把这些学人和往事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写,希望能够写出一点时代风貌,并从这些历史事件和学人遭遇中,引出某种历史教训,而不是专写奇闻逸事来娱人耳目。”
50年代,复旦大师云集
时代周报: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复旦大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吴中杰:解放初期提倡“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所以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以苏联的高教模式来调整原来的欧美高教模式。复旦原来并非名校,现在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就从别的学校调入资源。据《复旦大学志》记载,从1949年到1952年,前后有十八所高等学校的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同时也调入许多名师。当然,复旦也有调出去的系科和教师,但总的说来,是进多出少。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许多大学来说,造成了致命的伤害,但复旦却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我于1953年入学,正是复旦名师荟萃之时。后来盛传,复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其实何止十位,较有影响的就有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陈子展、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徐澄宇、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李笠、乐嗣炳、贾植芳、方令孺、余上沅等,陈望道是校长,不来上课,就不算在内。而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濮之珍、王运熙等老师,当时还只是中青年讲师,十分博学的赵宋庆先生则是副教授。
时代周报:为什么后来确立了文艺理论、鲁迅专题、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与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方向?
吴中杰:我们这一辈人,选择的自由度很小。我的研究方向多半与教学任务有关。我毕业时,原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助教留下来的,我的计划是:基础课教“现代作品选”和“现代文学史”,专题课就讲“鲁迅研究”。但下放劳动回校后,系领导通知我,说去年成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我的名字已经划过去了,叫我到文艺理论组去报到。给我安排的主要任务是上基础课《文学概论》,除“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期间不得上课之外,这门课我一直上到60岁,《文艺学导论》一书就是这门课的讲义。但我仍不能忘怀于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就把这两门改为专题课。“现代文学史”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基础课程,不用我来上,我加强了理论性,从文艺思潮角度来论述,就成为专题课。《鲁迅的艺术世界》(由三本书合编而成)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这两本书,就是根据这两门专题课的讲稿整理成的。
后来带博士生了,学科的分野更明显些。我是属于文艺学学科点,文艺思潮史还可以作为这个学科点的课程,鲁迅研究就不便列入了,需要另开新课。我因为研究文艺理论的关系,对中国古典美学一直很感兴趣,积累了一些资料,也作过一些思考,所以就以“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研究”为题,与博士生共同探讨,并指导他们写学位论文。
写书需要阅历,读书也要
时代周报:1970年,你为什么会成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中“摇鹅毛扇”、“长胡子”的“狗头军师”?
吴中杰:胡守钧和他的同伴们主要的“罪行”,是在张春桥要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关键时刻,发动了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但我不是胡守钧这一派,与他们接触很少,还有过一些磨擦。后来从批斗、审问的言论中,发现大概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我所在的“过河卒”小组,曾与胡守钧等人联合组成“八二五串联会”;二是在第一次“炮打”前后,我曾找过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他原是“左联”中人,与鲁迅有接触,我找他目的在于进行鲁迅研究访问,但张派人物认为我是在搜集姚文元的“黑材料”,而且以为第二次“炮打”中红卫兵抛出来的张春桥历史材料,也是我所提供的—其实不是;三是我出身成分不好,即所谓“黑五类”子弟,本是他们打击对象,而又不肯低头思过,反而常要据理抗争,所以被认为“可恶”,犯了“可恶罪”,要列入“严打”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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