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式的历史中女人的缺席是世界性共同点

2012年06月05日 12:02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张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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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五伦之中，女人只出现一次，并且是以成就夫妇之道的一个元素，或者一个中转站而出现的。一次性地被利用之后，其他的结构元素尽管由此诞出，但与她没有多大关系。《大学》有云：夫妇之道，造端乎人伦，作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伦理原型，这里隐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感信念。汉语“交情”一词出自“惟寝席之交，而后有夫妇之情”，尤见对君臣关系所隐含的政治理解，一方面有阴阳说支撑，而另一方面以“情”为暗线。于是“为情所困”并非私人事件，私情外推为伦常定义，即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兄弟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皆以“夫妇之情”为模板，这些对举的伦常观还可相互指涉。这样一来，其实公与私也就没有什么界限了，而现代政治的边界公共性，在传统之中找不到对应的线索。

有文化主义者指责简写体的“爱”，将繁写体中的“心”划掉了，以此叹惋传统的遗失。但究竟何为“心”，宋儒朱子认为，心气满溢，变幻无常，人心须服从道心，从而规定了“天理”的主导性。于是，“心气满溢”的任意性有违哲学层面的理性，情感信靠如果不是宗教层面的圣爱，那么在世俗秩序之后中，人们就是陷入情感网格与泥沼之中，盘带牵缠不清，公共人格也就无从树立。

从“人情大国”抽身而出，是现代理性的必然诉求。尽管传统的“家”几乎应有尽有，它不仅满足了人的情感需要，也同时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自我认同与“家”血肉交织，当然这需建立在宗亲结构的基础之上。但就“夫妇之道”而言，这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男人与女人，在理论上，基于什么结为夫妇，即这处于五伦之首的伦理链条的前提，在我们的文化中明显缺失，就是说历史上的第一桩婚姻是如何发生的？显然“寝席之交”的自然性欲怎么可能成为人伦的唯一起点？

在此，没有先验的“人”的概念，你是谁？取决于你处在道德位序之中的什么位置，这里的难题就是，到底是结构先于人而存在，还是人先于这个结构而存在。因此，就性别而言，这样的人文观，既非来自自然差异，也非来自文化差异，因为所有的人都共在于这样的位序结构之中，或者说单独的个体是没有意义的，每个人都是结构之中的某个环节，而个体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为道德机制的良好运作所发挥的功效。你是谁，显然是根据道德要求践行与修为的结果。没有其他的理由。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恰恰是妇女解放启动了现代性进程的基础环节。“妇”这一伦理枢纽的瓦解，自然会迎来“个人”的概念，这亦包括个体意义上的“男人”。就是说在夫妇之道以前所缺失的环节，反映在文化机制之中，表现为一种自我修复的能力。但仅有“个体”的历史性显现是不够的，这个个体需在现代国家中得到承诺，所有的伦理重新奠基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之中，即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否则，“出走”之后，“娜拉”的结局看起来似乎成了一桩自我招致的罪。鲁迅先生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娜拉”会遇上豺狼与猎豹，会讨人嫌的。而一个野兽出没的社会，恰恰在于国家观念的残缺。与此同时，当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以“大家庭”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对于离家出走的“女人”而言，这是最具迷惑性的，女性解放的艰辛与曲折可见一斑。

一个俗常的偏见就是：斥责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了传统文化，但从《中国妇女生活史》这本书的翔实的史料考察来看，一个问题必须得到澄清，这就是由谁掌控的传统？以及是由谁签署的文化？与西方女权不同的是，西方妇女解放是人权框架的增补性、调节性与后置性话语，而中国女权是与现代中国一同发生的，因此，要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机制，必须关切妇女问题。就政治创新而言，女人问题必然会刺激到传统思维最为敏感的部位。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女性主义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