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卡尔维诺或经典

2012年04月23日 10:26
来源：晶报 作者：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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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伊塔尔·卡尔维诺接受了瑞士一家电视台的访问，同年以《巴黎隐士》之名限量出版了文字实录。当时的卡尔维诺已经是意大利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也是少数拥有国际声望的小说家之一。但在那次电视访谈中，他谈的最多的还是“作家的无名”，他觉得对一个作家而言，理想的境界应该是接近无名，如此，作家的至高威信才能得以传播。“这个作家不露面，不现身，但他呈现的那个世界占满了整个画面。今天作家愈想越俎代庖，他所呈现的那个世界就越空洞，作者亦被掏空，最后落个两败俱伤”。

正如卡尔维诺说“有一个匿名的盲点，那才是写作的出发点”，但这里存在的一个悖论是，只有你的声望日趋隆重时，才会凸显出无名的意义，匿名的盲点之所以能够成为写作的出发点，是因为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写作寻找一个参照，一旦这个参照形成，匿名的盲点再也没有匿名的必要。卡尔维诺总喜欢说起这样有些奇妙带有哲学意味的悖论，也正因为如此，每次想起他，我总想起博尔赫斯。我的阅读谱系中，这两位作家同样重要，因为他们的写作全部的指向都在于提升写作本身，提升写作的形而上意义。

童年与童年故事书

文学史上为大作家作传总不免追溯的一个问题是，追问作者的祖宗八代也要找到作家“天才”的蛛丝马迹。卡尔维诺生前并没有撰写一份自传，据他自己的说法，如果一个人人生没有完整，撰写自传是一种虚妄的虚荣。我们只能从那些零散的访谈和对话中寻找卡尔维诺写作与生命的踪迹。

卡尔维诺回忆他的父母时提到：“我父亲代表实践的生命力，我母亲是严谨的学者，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中都是佼佼者，这一点使我对他们敬畏有加，同时形成了一种心理障碍，为此我没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半点东西，至今引为憾事。”他说他后半生的文学志趣与父母无关，只是少年时借助儿童画报、民间传说、收音机播放的喜剧和电影培养出一种对幻想世界的敏感力。1985年，卡尔维诺在接受意大利作家玛丽亚的访问时提到，从6岁到23岁这段时间是他作家性格形成的第一阶段，其中如果寻找一种可辨的连续性，那就是从“《木偶奇遇记》到卡夫卡的《亚美利加》”。前者所代表的童年故事书形象是一种“叙事文学的典范”，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共通性，那就是：迷失在无垠世界中的某个人的冒险与孤独，寻找启发和内心的自我建设。

从《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到《分成两半的子爵》，卡尔维诺与其说通过这种回溯完成了从写实小说到寓言小说的奇特转型，倒不如说是一种对童年世界的回归——这种回归已经不是单纯的童话，而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的探究。《分成两半的子爵》这个不遵循叙事文学逻辑的故事的成功也引发了意大利文学界一场讨论，有评论家以“寓言色彩的现实主义”评价他带有奇幻色彩的作品。稍后，他相继完成了《书上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骑士》，统称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1956年时，他花费两年之久搜集整理的200多篇童话合成《意大利童话》童话出版，在序言中，他声称“童话是真实的”，这是对他一系列寓言故事的最好注解。

文学的想象与科学的精准

习常观念中，文学家与科学家似乎处于一种对立地位，但是卡尔维诺仿佛打破了这种对立，他用科学家的精准观察生活，这是一种典型的卡尔维诺式的沉思方式。对卡尔维诺的作品有过精湛研究的戈尔·维达曾经评述说：“他看，他描述，他有一种科学家似的对数据的崇敬（超现实主义者和幻想小说家就绝不会这样）。他要我们不仅看到他所看到的，还要我们看到不用足够的注意力就会忽略的部分。”我们还记得在他去世前未完成的《美国讲稿》中，提到的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繁复”文学：“一种高于一切，一种具备对精神秩序和精确的爱好、具备诗歌的智力但同时也具备科学和哲学的智力的文学。”

当然，卡尔维诺在其中举出了最好的例子就是博尔赫斯，一位“最完美体现瓦莱里关于幻想与语言的精确性这一美学思想，并写出了符合结晶体的几何结构与演绎推理的抽象性这类作品的人”。他说他对博尔赫斯的偏爱还不止于此，“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宇宙模式或宇宙的某一特性的模式，如无限、无数、永恒、同时、循环，等等；他的文章都很短小，是语言简练的典范；他写的故事都采用民间文学的某种形式，这些形式经受过实践的长期考验，堪与生活故事的形式相媲美。”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的总结其实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他们在精神上是伟大的同类，在我的心目中，对他们的每次阅读都等同于一次新的滋养，每次阅读都像是在聆听整个宇宙发出声响……

为什么读经典？

译林出版社的编辑任姚在卡尔维诺全集再版之际，建议从阅读《我们为什么读经典》开始卡尔维诺的阅读之旅，这是因为“阅读经典作家，需要更多思考，而不是把它当消遣，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只有经历了这些折磨，你才能真正认识到生活的本质。”

1985年9月，卡尔维诺逝世前，还在撰写他应邀到哈佛大学的文学讲稿。他准备了八讲，但只完成了五篇讲稿，剩下的还有一些零散的笔记，收录在了《美国讲稿》的最后一篇“论小说的开头与结尾”中。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似乎没有做好准备，至少从这些未完成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伟大的遗憾。也许只有他生前最后一部小说《帕洛马尔》更接近他心灵的自传，尤其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如何学会做死者”，甚至可以看作是他提前完成的讣告。

这里还是一种卡尔维诺式的悖论，如果他死了当然不会考虑到“如何学会做死者”，但人活着就能够体验到死亡那一刻的思想么？他假设的意义只在于，死亡只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中断，而想要继续维持这种联系，就只能保留自己的记忆、历史和智慧，即是说通过书写。所以帕洛马尔思考的结果是：“他决定开始着手描述自己一生中的每个时刻，只要不描述完这些时刻，他便不再去想死亡。”但恰恰在这个时刻，他死了。当然，卡尔维诺也死了。帕洛马尔的死有了一种反讽的味道，卡尔维诺的死让我们察觉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反讽，那就是作家的死亡与文学流传，脆弱的肉体与不变的精神之间，后者总因为死亡的形式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