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道：中国的哲学精神

2012年04月09日 15:34
来源：文汇报 作者：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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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精神，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壤里才有，只有在凡事喜欢问“为什么”和注重类比思维的文化环境里才能生长。中国传统文化为“求道”精神提供了合适的养料，“求道”精神则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添入了活力，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抓住了“求道”精神，就是抓住了中国哲学的活的灵魂。今天，我们发掘“求道”精神，就是为了让中国传统哲学重新抖擞精神，让人们意识到中国传统哲学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最佳平台。 

中国哲学精神，究竟是指中国哲学的活力、神韵，还是指中国哲学的内容实质？

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或教材，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算起，已有不下数十种。由于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精神缺少普遍的重视和专门的研究，所以人们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似乎少了一根主心骨，甚至沦为西方哲学概念系统的“中国傀儡”，中国哲学所特有的精神面貌被掩蔽于西方哲学的框架之中而模糊不清。缺少了精气神的“中国哲学史”，也就难免要被人诟病，有人甚至怀疑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了。

与“中国哲学精神”相关的前期研究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研究哲学的目的，不仅是“闻道”，还有“履道”。无论“闻道”还是“履道”，均可归入“求道”。所以，中国哲学精神可以用“求道”两字概括。“求真”还是“求道”，是中西哲学的差异之所在。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国学功底深厚又具有西学眼光的学者，在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开始与中国哲学精神相关的探索研究。其中，熊十力、张岱年两位学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熊十力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这一概念。《荀子·劝学》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熊先生认为，荀子的这番话，足以代表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各派哲学底一致的根本精神”。熊先生认为，“读哲学，如不能融思辨以入体认，则其于宇宙人生，亦不得融成一片”，所以，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在由思辨，趣入体认。即由智入，而极于仁守。”在他看来，把学问当作修养，即是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张岱年先生从中国哲学的内容实质层面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共有六条：第一，“合知行”。亦即熊先生所说的“融思辨以入体认”。第二，“一天人”，即“天人合一”，认为人生最高理想，是自觉的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第三，“同真善”。中国哲人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穷理即是尽性。第四，重人生而不重知论。第五，重了悟而不重论证。第六，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

在作上述六点分析之后，张岱年先生还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观念倾向作了“活的”与“死的”两方面的分析。张先生说，“活的”倾向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历久弥新”，现在看来仍是可贵、适用的东西。这些东西，便是中国哲学的活力所在，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

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特点的分析，涉及中国哲学的内容实质；关于中国哲学中的“活的”倾向，涉及中国哲学的活力所在。因此，张岱年先生的上述分析，实际上是从内容与活力两个层面对中国哲学精神展开了系统的阐述分析。

但是，如此描述中国哲学精神，似乎太过琐细。有人把西方哲学精神概括为“求真”。虽然西方哲学除了“求真”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但是“求真”两字，确实既抓住了西方哲学的内容实质，又体现了西方哲学的神韵。那么，中国哲学精神是否也可以通过很简练的语言，既能抓住中国哲学的内容实质，亦即蕴含中国哲学的诸般特点，又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神韵呢？实际上，在张岱年先生关于特点分析的第三条“同真善”中，已经提及：“中国哲学研究之目的，可以说是‘闻道’……求道是求真，同时亦是求善。”我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研究哲学的目的，不仅是“闻道”，还有“履道”。无论“闻道”还是“履道”，均可归入“求道”。所以，中国哲学精神可以用“求道”两字概括。“求真”还是“求道”，是中西哲学的差异之所在。

朝闻道，夕死可矣

道，是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闻道，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

道，是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闻道，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

儒家对道的追求热情，以其创始人孔子的一句话概括，“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求道”经历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天命”指天道；“知天命”即“闻道”。孔子从十五岁“始于学”，到五十岁“知天命”，经历了三十五年时间，求道的过程不可谓不长，“闻道”的经历亦必艰辛。

孔子五十岁才“知天命”即“闻道”的自述并非自谦，详细事迹记载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经过老子的一番点拨，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孔子在三个月之内便豁然贯通而终于“闻道”，与他耗时十二年的阴阳即自然之道的研究分不开。在向老聃汇报“得道”过程时明确说，他是从鸟鹊鱼虫的风化中领悟道，只有“化为人”才能“化人”。

从孔子自叙“得道”而不离“化人”不难看出，孔子之“道”，乃是社会之“道”，政治之“道”。正是这一原因，他的学生在汇编其语录时，将有关“道”的内容多列于“里仁”篇中，将“道”与“仁”联在一起。这也是孔子弟子深谙孔子之“道”的具体表现。孔子告诉学生曾参：“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心领神会：“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吾道一以贯之”，表明此时的孔子已经进入“闻道”的境界；“一以贯之”，是指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各种具体之道，都是“天道”的具体贯通。正因为五十之后的孔子明白了天道，所以凡事皆能“一以贯之”，由“耳顺”进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即大自在境界。由于入世热情所致，他与学生论道，多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话题，迸发出的多为与道德、政治密切相关的哲学智慧。

孟子对于“求道”的路径是这样表述的：“尽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知天也。”孟子讲的“心”，是善心，是与生俱来的良智良能。这种善心，需要每一个体的人自己不断发掘，才能完全认识，才能应对万事万物。“尽其心”，就是竭尽全力、充分开发善心的各项功能。通过“尽其心”，达到“知其性”，即懂得了人所具有的善心这一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命即自然运行规律。孟子曾告诉学生：“我四十不动心”。他讲的“不动心”，相当于孔子讲的“不惑”。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动心”。时间都定在四十岁。由此推算，孟子壮言“万物皆备于我”的时间，亦当在五十岁之后。

孔子的“闻道”，在春秋末期的儒者那里，还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矢志向学的儒者，往往以“朝闻夕死”作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到了战国中期，儒家已然悄悄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孟子开始将儒家的“闻道”与道家的“为道”融合在一起，“知天”只是第一层面上的作业而非终极目的。“知天”之后还要“事天”。他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存其心不同于尽其心，它是一种建立在已经“知其性”基础之上的自觉行为。养其性，也是在“知其性”基础上对善性的培育与保养。养性的目的，是为了“事天”，顺应天理，按照自然规律行为做事。“知天”是认识，“事天”是实践。知天是“闻道”，事天是“为道”。

儒家的“求道”精神，一直延续下去，到了宋代的儒学更新运动，朱熹提出了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达到“豁然贯通”的“闻道”路径。朱熹等宋儒所格之“物”，不仅有社会、政治、心性道德之事，还有自然物类。因此之故，在现代西方一些科学史家眼里，他是一位中国中古时代难得一见的自然科学家。在朱熹看来，自然之物与社会之事中都蕴含着天道，都是“理一分殊”的结果。所以，无论格事还是格物，最终目的都是求天道。一旦认识到了天道，学问就可以“自上面做下来”，行为举事皆可“一以贯之”。

孔子的“知天命”，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朱熹的“豁然贯通”，是儒家哲学之思的一种境界。正由于达到了这一境界，这三位儒家大师的哲学思想才能垂千年而不朽。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求道辛苦，得道逍遥，尽在“独”中。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首席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是第一个对“道”作刨根究底研究的学者，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闻道”，所以孔子才一而再地跑到他那里去问道，从“闻道”的途径，“得道”的体验，乃至于最高的“至道”讨论。老子把“道”分为不可言说的“恒道”（常道）与可以言说的“非恒道”（非常道）两种。“恒道”虽然不可言说，可是老子还是勉为其难作了描述性的定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通“太”，因万物为天地所生，而“道”又先于天地而生，所以称之为“太”。

道既生成了万物，也便通过万物得以具体展现；不可道的恒道，由此转化为可道之道。人们通过可道之道的认识，感悟不可道的恒道。对可道之道的认识，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体察获得的。道生成了万物，道也蕴含于万物之中，它体现为事物的本质属性，也体现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老子关于天地万物由道化生而来的阐述，无疑是以“道”取代“天帝”，不仅使得春秋末期开始的绝大多数哲学家远离鬼神，把自己的哲学思辨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且为这些哲学家们指示了通过具体事物的考察认识事物属性、把握事物变化规律，最终领悟自然之道的“求道”路径。

老子的“求道”，不仅是对可道之道的认知，进而对恒道的体悟，更注重在“闻道”之后的“为道”实践。《老子》五千言中，绝大多数内容在讲如何“为道”。他主张“圣人”治国。所谓“圣人”，是指能按“道”的原则行为做事的人，这样的人做国君，就是有道之君。“以正治国”中的“正”，就是遵循“道”，也就是“法自然”即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样一种富有积极进取于其中的“圣人”境界。在诸侯关系的处理上，他也提出了“知足”与“处下”两条“为道”原则。综观《老子》五千言，充满着“为道”精神。“为道”之事言简意丰，又可资实践。中国哲学的“求道”精神，以此为大。

如果说，老子关于恒道化为可道之道的思想是我们从他的五千言中体悟而来，那么庄子关于恒道化为可道之道的思想已是他的直接表达。东郭子问庄子：所谓道，在哪里？庄子回答：“无所不在”。并具体指示：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甚至于“在屎溺”。这是庄子接着老子“道生万物”的思想讲道寓于万物之中。求道得从物中求。重视对物的体察，是求道者必须跨越的一道坎。庄子从路边的大树中体悟出“无用大用”之道，从捕禅、解牛等事件中体悟由技入神的为事之道。

庄子用心考察事与物，但是并不囿于事与物。他体察事物的目的不在物而在其中蕴含的道，从事与物中求得具体之道，继而体悟普遍的道即天、地之道，亦即天地精神。

物由道生，物中有道，故万物无贵贱。这是庄子主张“齐物”的理由。同时，他也注意到了事物之间的区别，例如，“小年”则“小知”，“大年”则“大知”。朝菌只知太阳升起，不知太阳会落山，蟪蛄虽知太阳升起与落山，却不知一年四季的更替。由此推论，人生数十年，不能自以为什么都知道。若要知得多一些，看得多一些，就要像扶摇而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的大鹏，站在道的高度，才能普观万物之性。由此出发，庄子批评“不知鱼之乐”的好友惠施“逐万物而不反”，历物的结果迷失了道。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庄子·天下》），这是庄子弟子对老师“求道”精神的总评。天地精神，就是“道”；与天地精神往来，指“求道”的状态、过程；往来，是人往来于天地精神之中，而不是天地精神来迎合人。往来的关键在于“独”。“求道”的过程充满着孤独，往往不为人理解；即便得道之后，也是“和者盖寡”。虽然在“道”的层面上思辨，但是并不轻视物的存在，原因就在物中有道，求道必须察物。庄子向东郭子指谓道之所在时，举的都是“卑贱”之物。对一草一木皆怀敬畏之心，惟得道者方能为之。因此，《天下》篇中这句评论庄子的话，重心虽然在“独”，然而“不敖倪万物”，其实也同样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一种“求道”风貌，离了后者，前者的“独”就成了空中楼阁。今天，我们对庄子哲学精神的理解，就要在“独”字上下功夫，在“不敖倪万物”上面做文章，否则，难免会给他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曲解他的思想。

求道辛苦，得道逍遥，尽在“独”中。

“相与乐之”与“独”化天下

在发掘与弘扬中国哲学精神的今天，惠施、公孙龙的“求道”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在先秦哲学史上，还有一支理论队伍同样值得关注。他们似乎与“道”无涉，甚至还被一心“求道”的儒、道两家诟病。儒家的荀子说他们“欺惑愚众”，道家的庄子说他们“逐万物而不反”。这一学术群体，就是“名家”。表面看起来，他们“离形而言名”，只与概念名称打交道。细细品味，他们的名实研究也是一种“求道”，他们所求之道是从自然之道进入言语、思维之道。以惠施、公孙龙为例。惠施“历物之意”的十大命题，即是从这些事物属性、现象之中寻求语言表达之道，如何更准确地指示自然之道。他从“一”之中分析出“至大无外”的“大一”与“至小无内”的“小一”，从“无”之中不仅分析出“有”，而且分析出“其大千里”之“有”。他从“同异”之中不仅分析出“大同”、“小同”，而且分析出“大同异”、“小同异”。他的求“道”，不仅为了自己的满足，而且“观于天下”，泽及他人，使得天下同好“相与乐之”，“终身无穷”。

惠施是一位学富五车的智者，他到南方来，有人问天为什么不堕不陷，风雨雷霆发生的原因何在？他“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庄子·天下》）他对自然之道的理解应该是超乎常人的。他虽然当过十几年的“相国”，但是对政治伦理似乎敬而远之；他淡漠礼仪教化而注重知识教化，所以，他追求“道”的切入点，无论与孔孟还是老庄都不一样。他教人以自然知识，授人“两可”思维方式，希望人们对自然之道的认识更深一些。他的思维方式，对于提高“求道”的效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公孙龙无疑也是一位得道者。他对道的理解与阐发，紧紧围绕名实关系展开。公孙龙求的是名实之道；他壮言“正名实而化天下”，自觉地担当起正名实的为道责任。他遵循名实之道，建构了一套正名实的逻辑规则。白马非马、坚白相离、二无一等命题分析，是名实之道的具体展示；《指物论》这篇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最艰深难读的文字，则是公孙龙“求道”历程中最大的一个收获，完美地实现了“离形而言名”的为道愿望。他对“指”与“物指”的阐述，因为有了“白马非马”的具体例说，也就不难理解；物指非指的论述，既是追求名实之道的必然结果，追根溯源，也是老子“名可名，非常名”思想的展开。

惠施、公孙龙没有主张什么是“道”，但是他们的命题研究、名实分析，同样是一种“求道”，同样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孜孜不倦的求道精神。与儒、道学者不同的是，这两位名家代表人物在攀缘求道中承受着双重艰辛。“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多方是值得骄傲的，但五车之书无论是阅读还是自著都是辛苦。而这对每一位求道之士来说都是必然要承受的，毕竟，“学海无涯苦作舟”。惠施、公孙龙所承受的另一层辛苦，是他们的“求道”路径、求道结果不被人理解和接受。庄子虽然视惠施为知己，却还是要批评他“逐万物而不反”；战国末期的荀子，更是批判他“欺惑愚众”。公孙龙欲正名实以化天下，也遭到来自儒家学者的批评，孔子后裔孔穿还登门劝其放弃“白马非马”之论。直到今天，这两位名家人物仍被视为诡辩之士、反面人物，更有将他们列入“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称公孙龙的著作“完全没有逻辑脑子”等等。

当然，也有学者对惠施、公孙龙的“求道”方式及其求道成果表示理解和赞赏。胡适先生不仅称公孙龙的正名实理论“本质上是科学分类的方法”，惠施、公孙龙所代表的学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并且预言：“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家学派同时盛行”，“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在发掘与弘扬中国哲学精神的今天，惠施、公孙龙的“求道”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求道”精神，不是儒、道、名三家的专利。其他学派如墨家、阴阳家等也都具有。“求道”精神，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壤里才有，只有在凡事喜欢问“为什么”和注重类比思维的文化环境里才能生长。中国传统文化为“求道”精神提供了合适的养料，“求道”精神则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添入了活力，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抓住了“求道”精神，就是抓住了中国哲学的活的灵魂。今天，我们发掘“求道”精神，就是为了让中国传统哲学重新抖擞精神，让人们意识到中国传统哲学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最佳平台。

周山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县新河镇。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逻辑史全国专业委员会顾问、上海市逻辑学会副会长、江南国学院院长。

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逻辑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中国逻辑史论》（获首届金岳霖学术奖）、《智慧的欢歌：先秦名辩思潮》、《绝学复苏：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