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怎样拍一个敏感问题

2012年03月07日 12:04
来源：南都周刊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一定也对该死的电影审查制度抱怨多多。和中国不同，伊朗伊斯兰文化指导部甚至不如我广电总局，后者起码还清晰地列出了的九条原则—虽然最后一条“有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可谓包罗万象。伊朗对付电影的办法是你先提交剧本，审查，再交卡司名单，审查，最后递样片，审查，由于不公开具体标准，任何细节处理得不妥当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整个过程可谓步步惊心。

只有傻瓜才会故意挑战政治和宗教—如果你还想让你的电影被除了摄制组和老婆以外的同胞看到的话。所以当法哈蒂想讨论“一个社会的分崩离析”这样磅礴而敏感的话题时，他选择的切入口却是如此的具体细微：他把镜头对准了看上去最日常而平凡的生活。一对中产夫妇，生活富足，负担得起两辆车、一个保姆和家庭教师甚至可能的移民。但他们的婚姻正处于临界点上。在伊朗，离婚同样是个敏感话题，尽管这个国家离婚率高达全球平均数字的八倍，但你知道这样的国家总有诸多事是属于“可做不可说”的。于是对于婚姻出了问题的纳德与西敏，法哈蒂将两人的状态设置为分居，这是一个比离婚更为微妙的状态：可能回归，也可能彻底分离。

电影以纳德和西敏在法院的对峙开始，令人意外的是，即使在离婚的关口，妻子西敏对丈夫纳德的评价依然是“他是个得体而正派的人”。看上去他们的感情并没有破裂，唯一分离的是他们对未来的判断。西敏拿到了出国签证，她想带走女儿，因为她不愿女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至于到底是何种环境，法哈蒂低调地没有说明。但一位母亲不相信在这里有她子女的未来，本身已足够有说服力。西敏的丈夫纳德不愿离开这个国家，他的父亲在这里，他患了老年痴呆，无法自理。对于这两个人，法院没有给出离婚判决，西敏愤怒地收拾东西回了娘家，留下纳德、女儿和祖父继续生活。

法哈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不反对人们把纳德和西敏看成是“一个国家里持两种政治观点的人”，他们争论着离开还是留下，改变还是不变，急需照料、痴呆而无力复原的父亲则象征着垂垂老矣的祖国。但在伊朗国内，法哈蒂自然不会公开这样的说法，纳德和西敏，他们就是男人和女人，遇到危机，逃避它，碰撞它，最终不得不直面它—这也丝毫不会削弱这部电影的力量。

纳德和西敏的分居是“一次分离”（A separation）的最浅表层面。逐渐和他们的生活交织到一起的，是伊朗社会各种层面的分崩离析。西敏走了，纳德需要雇一个女佣照料半身不遂的老父。来的女人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按照教义，她是不能触碰丈夫之外的男人身体的。但她需要钱。她的丈夫欠下了一屁股债，如果没法还钱会有牢狱之灾。在这个女人身上，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世俗生活的需要互相撕扯，她最终向后者臣服。和身处精英阶层的西敏形成对照的是，对于女佣而言，所谓选择根本是个伪命题，太多的身不由己不等她有思索的空当，已被裹挟着过了半世。

而她的丈夫，一方面和她一样，位居社会底层，对生活毫无还手之力。在法院里，面对纳德条清缕晰的反驳，女佣的丈夫只能愤然对法官说：“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然后他指着纳德说，“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法像他一样能说会道。”他情绪失控，被判蔑视法庭，可他除了以头撞门之外再无他法。另一方面，女佣的丈夫似乎是即将觉醒的底层代表：已然知道要反抗，却完全缺乏反抗的技巧和力气。他们的拳头伸出去，却不是伤害到本来想帮助自己的人，就是打回到自己脸上。

纳德一家和女佣一家的矛盾最终简化为一个追问：谁才是那个没有撒谎的人？法哈蒂将一个原本极易陷入枯燥的道德命题以抽丝剥茧、层层推进的手法演绎，展示了非同一般的叙事能力。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冷静。所有有可能煽情的情节都被排除或者简化了—比如男女主角的哭泣只给了有限的时长，容易触动泪点的孩子戏份每次都是点到为止。对于片中的每一种“分离”，法哈蒂也不曾给出任何价值判断。电影的结局是，没有一个人不曾撒谎，但你不会觉得任何一个人不可原谅。法哈蒂想还原的，正是平常生活里这些栩栩如生的人—他们各有各的原则，也各有各的恐惧，他们会犯错、会掩饰也会自责，但他们依然是有尊严的人。

靠仅30万美金的投资（听上去就像“哥几个凑钱拍个电影试试”），《纳德与西敏》如今已成为电影史上以小博大的典范，继将金球、金熊收入囊中之后，法哈蒂最新的斩获是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据说《纳德与西敏》拍摄的时候捉襟见肘，法哈蒂甚至不得不让自己女儿出马，以此省下一份人工。作为伊朗导演，法哈蒂面临的是和中国导演一样甚至更为严苛的职业环境—在伊朗，可没有多少热钱流向电影业，但显然他并不因此而放弃对现实生活的摸索和雕刻。说起内地电影水准的整体低劣，审查制度当然难咎其责。但令我不解的是，纵观过去几年的中华大银幕，兵分三路的格局早已形成气候：除去古装、民国片不谈，要么是偶像剧化的、浮夸的都市言情片，要么是苦逼的农村底层现实主义，对于大部分会买票进电影院的人而言，他们的生活彻底地被隔绝在大银幕之外。内地电影从未出过自己的《克莱默夫妇》，自己的《美国丽人》，自己的《纳德与西敏》，而这些题材看上去与敏感二字也并无关系。我曾和一位青年编剧讨论这一问题，他告诉我一个秘密：没人敢写当下，怕露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