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之祖

2012年02月13日 11:57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彭军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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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摧枯拉朽”的“社会主义改造”风暴中，寇学书这位挚爱土地的老农居然一直顶风到底，拒绝把他的三亩半地交给“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他的三亩半私有土地成了“红海洋”中一个奇迹般的蓝色存在，而他独立于“集体”之外的“单干户”身份则早已是中国农村中罕见的特例。这还真得要感谢他头顶上那个“贫农”成分“红帽子”，他“自愿”地坚决不入社，让人想整他也无从下手。因为从理论和政策上来说，“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而“合作化”的前提还是农民的“自愿”啊。

直到1964年“四清”运动中，整他的理由终于有了：他这是“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四清”的对象。在许昌县几十万亩公社土地的包围中，只有他这三亩半土地是私有的，格外显眼刺目。“四清”工作队给他起了个形象的外号——“小台湾”。于是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满墙，大喇叭广播，把他整得不亦乐乎，寇学书成了远近知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倔强的老农居然心如铁石，不为所动，死也不肯把贴身藏在心口的“土地证”交出来。

工作队气急败坏，最后抛出了杀手锏：“好，我们承认那三亩半地是你的，但是，从你家门口到那块地之间的路，可是属于人民公社的呀。我宣布，从此禁止你走公社的路！”工作队一声令下，公社民兵就手提木棍，天天站在他家门口，只要见他伸脚踏上“公社的路”，就挥棍打他的腿。

这一招可把寇学书制苦了——有地却无法插翅飞过去种，只能任其荒芜；而整天不出门，躲在家中，吃什么呀？这下子该乖乖地交出“土地证”了吧？

然而，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寇学书从村子里逃走了——怀里还揣着那张他视为神圣的“土地证”，他依然没有屈服。

谁都能想象，在那全国城乡都已高度组织化、网格化，居住要户口，出门要介绍信，来客要登记，买粮要粮本，吃饭要粮票的年月，一个手无分文的农民，逃离自己的家乡，到外面去混，是何等的艰难。

然而，中国农民的生存能力是令人吃惊的。寇学书来到了离家最近的小城市许昌，在城边的荒地上搭了个小窝棚住下来，每天拉着辆破架子车进城去打扫公厕。那时中原县城级的小城市还很少有冲水公厕，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的“旱厕”，全靠人工来清理打扫，而小城的环卫部门当时要么还没有建立，要么是形同虚设。这就为寇学书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大的空隙。他在城里打扫公厕，又把清理出的粪便拉到城外，找块空地铺开晒干，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当时农村紧缺的物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为了学大寨、创高产，急需肥料。可买化肥要按计划分配，想要多买点，要走后门、托关系，十分艰难；而优质的天然肥料就有了广阔的市场，寇学书的“产品”居然成了抢手货，不愁销路。

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小玩笑：一年下来，公社体制之外的寇学书靠卖粪干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里干活的“社员”们还要高得多！我那时在离许昌不远的农村插队劳动，最棒的劳力一天挣十分，可每分只值一分多钱，也就是说，劳作一天只能挣到一毛多钱。可寇学书的“产品”，一架子车就能卖一块多钱，是社员中最强劳力的十多倍。

年底，要过春节了。在外辛劳了一年的寇学书要“荣归故里”，回家过年了。他特意买了半扇猪，挂在架子车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着车绕村一周，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们不叫我种自己的地，可我有办法比你们过得滋润！”——当时，生产队在过年前杀一两头猪，每家能分到三斤二斤的就不错了，寇学书的半扇猪确实叫人看了眼绿，也使社员们心乱如麻。

这是1966年的开春，村里的工作队已经撤离了，当政的是大队党支部。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思想武装起来的支部书记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不能置之不管。于是他学着当年工作队的腔调，向寇学书宣告：“这猪肉是你的，但村里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饭，不准从公社的井里打水！”

老办法：派民兵拿着棍子站在井边，见寇学书来打水，就给他一顿棍子！

寇学书傻眼了，又差点被气疯了……

寇学书当时无法知道，刚开始的1966年可不是个吉祥的年头。报纸上在批《海瑞罢官》，接着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国上空浓云密布，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了。

村里开大会，形式也变了。会场中间立起个巨大的毛主席像，人人手举“红宝书”，先要喊“万寿无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学书却悄悄地挤上台去，一直挤到毛主席像下面。当主持人宣布大批判开始时，这位老农民却突然站起来，跳着脚，举着巴掌向毛主席像脸上扇去，一连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里还喊一句：

“叫你不让我下地……”

“叫你不让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