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经济进益时 农民工流落在城市与乡村之中

2012年02月02日 11:49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何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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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雪峰和他的工友们没有选择的机会，大部分人在加薪前被调岗或者无班可加，在收入大幅缩水的情况下被不知不觉地“干掉了”。

在2011年5月底，因为户籍问题，余雪峰必须回河南老家举办婚礼结婚。但富士康需要看到他的结婚证才能批婚假，否则只能辞工。

户籍制度为农民工带来了麻烦，他们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很多权利，包括住房、医疗保障和子女教育等。

但是没办法，余雪峰的妻子王雯是他们邻村掌店村的人，他们结婚必须要回到原户籍地领取结婚证，这让他不得不从富士康辞工。

为结婚，余雪峰家仅装修房子就花了近6万元钱，加之送聘礼、办酒席等，把媳妇娶进门一共花了至少15万元，他为此欠下数万元的债务。

“花光了父母的积蓄，”余雪峰的父母早年外出打工，后来在村里开了个杂货铺，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的两个姐姐出嫁多年，也在深圳打工。

就在结婚后不久，余雪峰突然大病一场。他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身体也明显消瘦了许多。

没有医保，那场病又花了余雪峰近4000元钱。2011年8月底，他和新婚的妻子带着3000元钱再次南下深圳。

找工作耗了余雪峰1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夫妻俩在深圳平湖真彩人才市场办求职卡花了310元钱，男性一张卡200元，女性一张卡是110元。

他们每天都要去人才市场，当时只能住20元一夜的旅馆，旅馆客房里除有一台放不出声的电视机，别的什么都没有。

就在2011年9月25日，他就阴差阳错再次回到了富士康。他现在每个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最多可以加班2个小时，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月有2300-2400元的收入。

余雪峰和他的妻子租住在富士康厂房附近的一个民房里，这个房间连卫生间还不到10平方米。进门就是一张木板床和一张小桌子，房里唯一的电器是电热水壶。

他们夫妻俩每月平均要花3000元钱，但不知道钱花到哪儿去了。余雪峰对富士康的工作表示不满，他认为在那工作没有尊严。

两进富士康，给余雪峰最大的感受就是“那边不把人当人看”。他决定马上辞职回家，年后另谋出路。

枯燥的工作和不够人性化的管理，让这个台资企业近年来接连发生年轻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农民工在外企工作的待遇和工作条件。

于建嵘在几年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提出了“漂移的社会”概念，他也在深圳接触过不少富士康的员工，他批评一些工厂管理缺乏人性化。

如果一个年轻人带着梦想来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打工的话，那么他的失望值就会随着劳动时间延长、工资待遇长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急剧上升。

余雪峰在厂里受够了，他厌烦了富士康的工作。他认为富士康需要他们时，“就把我们招进来；不需要时，就赶走我们，变相逼我们辞工”。

很多人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里，干一天算一天。和他的工友们一样，余雪峰希望能做点别的事情来改变目前的状况。

但他对自己的未来表示担忧，“我没有技术，但我会努力尝试做别的事”。余雪峰也不会种地，即便仍然打工，也可能会继续过着这种“无家可归”的城市生活。

讨薪

和信阳相邻的河南漯河市，是48岁的民工队长郭金科的家，他每年都从漯河老家的农村带领几十个民工外出打工。

郭金科这几年基本是在为中铁十一局打工。自两年前的那场全球次贷危机以来，郭金科往年在临近年关提“钱”返乡，正在演变成提前返乡。

讨薪难近乎要了郭金科的命，中铁十一局在2008年欠他40多万工程款，不但一分未给他，反而用以假工资单称他已领取工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