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人”的立场是我永恒的坚守
陈:不管如何虚构,生活的细节还是离不开现实经历或经验的累积吧。比如说当您试图写一群盲人推拿师的故事时,对他们生活细节的观察就非常重要了。
毕:是的,但对于小说来说,虚构才是它的本质。有很多事情,你可能没有经历过,但你可以基于你对生活的体验,以及你的想象去进行虚构,你的虚构甚至是可以天马行空的,前提是要让读者进入你虚构的领域,要让读者相信或认同你虚构的世界。
陈:即使没有当过盲人,也能写出盲人的感受,这才是最见小说家本事的。
毕: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大海,但他见到大海的照片,自然会产生属于他自己的关于大海的想像和体验。我在写《推拿》的时候,还没到过深圳,可我里面不是也写了推拿师在深圳街道的情景吗?
写好短篇小说并不简单
陈:您是怎么开始写起小说来的?听说您最早是想做诗人?
毕:是的。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只想做诗人,在我读大学的那个年代,人人都想做诗人。
陈:您是1983年开始读大学,上世纪80年代堪称“全民皆诗”啊,那时候谁没读过诗,肯定要遭人鄙视。不过到了今天,谁再写诗,别人就会觉得,这是不是个疯子啊。时代不同,价值观也迥异。
毕:是的。不过我后来发现,自己虽然喜欢诗歌,但最大的特长却不在这方面,我更擅长虚构,擅长讲故事。所以才写起小说来。
陈:进行小说的虚构和创作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过程。能说说您是如何展开创作的吗?
毕: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呢?比方说你的灵感,并不是你想写什么,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的;比方说小说的构思,细节的串联,人物的塑造,此情节与彼情节的关系,此人物与彼人物的关系,等等。所以说这个过程,既工程浩大,又需要慢工出细活,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
陈:您说的这种情况,大多指的是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吧,短篇小说会不会简单一些呢?至少在情节和人物上比较简单,或者只写生活的一个截面,或者只集中写一个人物。
毕:短篇小说会相对简单一些,但中长篇与短篇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人物和情节的多寡。其实真正要把短篇小说写好,一点儿也不简单。
作家好比植树人
陈:在小说《平原》之前,您过去曾经非常集中地创作过中、短篇小说,拿过两届中、短篇小说的鲁迅文学奖,有些作品还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如《青衣》。您看过电视剧版的《青衣》吗?您觉得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之后,与原先有什么不同之处?
毕:小说就是小说,影视剧就是影视剧,两者是分离的,是相互独立的。至少小说是这样。作家就好比是植树人,写一部小说就好比是植一棵树。树种好了,就从植树人那里独立出来了,任凭他人观摩,对于植树人来说,它始终是作为一棵树存在的。
陈:也就是说,把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就好比是画家拿纸笔去临摹一棵树一样,甚至好比是一个木匠拿锯子斧头去把树改造成桌椅板凳,这些画和桌椅板凳都是依存于画家或木匠而存在的。
毕:所以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和原创性,他只需要集中注意力,将一棵树植好,而不必去管将来有没有画家会去临摹这棵树,有没有木匠会把这棵树改造成桌椅板凳。但植树人能不能把树种得好,种得漂亮,实用,却会影响到将来有没有画家或木匠为之倾倒。但他不会刻意去关注画家或者木匠的需求。
陈:最近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不久,关于中国作家何时、何人能获得诺奖这个问题又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上个月,作代会提出“中国文学要走出去”的观点,大概也与此有关吧?
毕:我觉得一名优秀的作家不应该受到这些外来价值观的影响。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作家关心的事情,而是媒体和大众所关心的。那些过分关注诺奖的作家,往往会刻意迎合诺奖评委的喜好或西方文学的价值取向,而使得其作品毫无个性和特色,反而更不可能获得成功。真正有可能获诺奖的作家,譬如老舍、沈从文,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如马悦然所说,他们的作品有“中国味儿”,也是不一样的“中国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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