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60年来中国人的离婚故事

2011年09月26日 13:58
来源：凤凰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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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离婚理由一旦公开提出，立即就会被戴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前途。只得以放弃个人幸福为代价，来认同和维护以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伦理裁判所”的权威。新中国成立之初那部保证个人自由的《婚姻法》在阶级斗争的大潮中显得软弱无力。不要说《婚姻法》了，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尚不能保护自己，何况普通群众？当时恐怕只有一种原因可以离婚，那就是为了和自己的另一半“划清界限”，在“文革”闹派性时，由于派性对立、政见不合，很多恩爱夫妻一夜间反目成仇。

“文革”中上海有一对夫妻，老婆支持的是“工总司”，而丈夫支持的是“工联”。这两个群众组织是市里的对立两大派。一天晚上两人已经上床，无意中丈夫说起了关于如何对待“黑五类”子女问题，他认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老婆一听就火了说：“如果龙生龙凤生凤，那么你的父亲旧社会是村子里的无赖，你现在也应该是无赖啦？”丈夫一听也勃然大怒：“你怎么这样说你公公呢？他充其量也是流氓无产者。那你母亲过去当过妓女，你现在也还是个婊子！”老婆顿时从床上跳了起来，骂道：“妓女咋了，她也是剥削阶级的牺牲品，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是属于劳动人民范畴的，是工人阶级一员。”整个晚上，夫妻二人开始了唇枪舌战，各不相让。一直到天亮，也还是没有分出胜负。清晨起来，两个人就去了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此分道扬镳。

张春桥在“文革”中离婚

“文革”中，不只是那些糊里糊涂的群众因为阶级问题离婚，就是身居高位、直接参与决策的人，也因为阶级问题考虑离婚，张春桥就是一例。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高高在上的他，也不能“免俗”。

张春桥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时与文静相识。张把文静安排进报社，不久两人就在一起了。文静没有交代其叛变行为，但却很快被组织上掌握。虽经反复审查，但碍着张春桥的面子，文静还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张春桥背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文章又得到毛泽东赏识，因此官运亨通，一路攀升。

“文革”的序幕、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由姚文元执笔，但却是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文静也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大字报揭露文静是叛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九大”之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而其历史问题，就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

其实张春桥的家庭生活还算融洽，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张春桥爱抽烟，也喜欢喝酒，文静也陪着他抽烟喝酒。张春桥夜间工作时，文静通知厨师做夜餐。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也来了。邓颖超到康平路大院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进了徐景贤家，却偏偏没进张春桥家。这可非同小可，大院里连小孩子都在议论。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

就这样，张春桥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一场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中，无论你处于什么地位，都难逃厄运。1981年1月，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20多年后获释。因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

跨国恋——落差下的选择

1979年无疑是个转折之年，改革开放的头一年，人性的回潮来得尤其猛烈。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小说家王朔当时也参加了舞会，但眼前的一切却让他眼花缭乱。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说不出有多压抑。他后来回忆，“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戴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改革开放后，紧闭的国门被打开，时代变了。中国与世界的落差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新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当时中国和西方经济差距非常大，中国尚处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许多人不理解外国居然有“超级市场”。一些人被西方彻底征服，不少女性嫁给了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