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编撰“文革”忏悔回忆录 32个花甲老人写下罪行

沉默与遗忘

编撰者们逐渐发现：他们始终与遗忘及沉默斗争着。

2008年，作家胡健回校参加同学聚会。饭桌上，朋友李岚（化名）谈及“文革”时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做过坏事，没有斗过老师，也没有打过人。这时，有个细细的女生的声音响起：你抄过我的家……

记忆之门突然打开。李岚想起了那次经历：她确实曾跟随一群人，闯进对方家里。一片狼藉中，李岚还从床头柜里找到了一本“大毒草”——《外国民歌200首》。

鬼使神差地，李岚将这本书偷藏了起来。后来，插队、参军，艰苦的劳动中，严格的思想改造中，这本《外国民歌200首》都给了她隐秘而巨大的慰藉。可是，眼花缭乱的年代过去后，她却如何也想不起这本民歌选从何而来。

那次聚会，胡健目睹了李岚勇敢走向自己的女同学，郑重地道了歉。然而，当胡健受此启发，回溯往昔，竟也发现了多年来的记忆空白：“文革”中，她也曾参与抄家，在一间间房屋里搜查金条、电台，甚至将沙发拆毁，找寻其中的日记、手稿。

多年来，胡健却将这件事“遗忘了”，一直认为没干过这些“低层次的事”。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访谈中发现，“文革”亲历者普遍存在着“选择性记忆”的状况，“如果一个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往往会出现心理性的失忆”。

更为广泛的遗忘与沉默则早已开始。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王克明的约稿请求。长期的斗争经历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

作家老鬼面临的阻力更加巨大。《母亲杨沫》写完后，他将书稿交予哥哥马青柯查看。哥哥表现出了面对历史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将批评性的语言都删改了，换上了不少溢美之词。哥哥妻子的态度则更加严厉，“这是在鞭尸”。

老鬼说，“我们拥不同的人生，他在怀念赞美过往，我则更愿意去反思。”

分歧带来的问题似乎不仅如此。这群忏悔者发觉，上一辈的遗忘沉默，导致了下一辈对于历史的漠视。

1990年代，杨健曾在大学里开过“知青文学”这门课。没过几年，选课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只能停课。这位61岁的大学教授，已不在课堂上提起“文革”，“年轻人们更关注杨幂，而非历史”。

近30年来，王友琴收集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材料，建立“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她经常会收到一些90后孩子的邮件：“我的父母从不告诉我，“文革”时家里发生了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那他就真的死了”

2010年5月，应王克明之邀，北京牧马人王冀豫写下了《背负杀人的自责》，回忆了1967年，16岁的他参与北京粮食学校与北京师院附中的武斗，用棍子打死了另一名学生。随后，王冀豫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公开忏悔罪行。

未曾想，节目播出后，死者家属找到了他。

王冀豫最先见到的是死者的侄子。对象向他表达了三个意见：第一，希望文章里不要出现死者的名字，以免激起死者亲人的再度伤痛；第二，我们仍然无法原谅你，毕竟创伤如此之深。

最后，这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告诉王冀豫：“我个人向你表示敬意。你做的是一件对的事。”

王克明则将这次交谈视为一次良好的开始，“忏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3年4月，《我们忏悔》一书编撰完成，共收集了32位作者的34篇文章，至今仍在等待出版的机会——王克明找了两三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对方告诉他：“现在还不到时候。”

岳建一始终记得，一个知青聚会上，他曾提出：“我们这一代需要集体忏悔。”立刻引来了反对者的喊声、嘘声，甚至有人抢他的话筒，将他轰下台。

在另一次校庆征文中，陆晓娅决定写出自己批斗老人的故事。“我不做交代，不向老师道歉，我就无法心安。”

自己的文章却意外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人再愿意想起往事，就连那些“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也是如此。老师们偷偷找到她：“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陆晓娅并不认同老师的说法。她一直致力于传递历史。在一所大学，陆晓娅开设了名为“影像中的生死学”的选修课，其中“社会性死亡”这一单元中，会重点讲述“文革”、三年饥荒等内容。

陆晓娅也会邀请学生用短剧、微电影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考。最让她欣慰的，是一个小组的学生演出了短剧《老舍之死》。提问时，陆晓娅问：如果老舍先生在天有灵，看到半个世纪后，一群年轻人演绎他的死亡，会怎么看？

有同学的回答很真实：我们不能理解他的痛苦；也有同学的回答让她略感宽慰：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