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编撰“文革”忏悔回忆录 32个花甲老人写下罪行

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反思，再到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宿命的结束。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约稿，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作家老鬼想为母亲写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却被家人斥之为“鞭尸”。

“90后”们的反应让陆晓娅略感宽慰：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多年来，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总会想：到哪里去寻找失去的“礼”？这位常在陕北榆林山中研究丧葬风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传统的：“礼失而求诸野。”

如今，王克明也试图将这个信条贯彻于历史书写：历时5年，老人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名单上的32个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时移事往，这些人大多跨进了花甲之年，最为年长者已有74岁，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文革”结束37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如今，一群人选择共同向历史低头致歉，几乎是民间觉醒者所能走到的极限。

“‘我们’仍是少数，”王克明说，“真正的道歉与和解尚未到来。”

“假若一切都是时代使然， 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61岁的王克明将编撰这本书的理由归结于“赎罪”。

1971年，王克明到陕西余家沟下乡，这个19岁的知青由此迸发了“革命的激情”。在随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克明殴打了大队书记谷志有。挨打时，那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庄稼汉一声不吭，涌着鲜血缩头靠倒在磨盘上。

此后8年，谷志有不再提被打之事，却常帮王克明磨镰擦锄。王重病时，谷用三角针为其放血治疗。“你一个北京娃娃，落难受苦，不容易。”

王克明却羞愧不已：此后王克明十几次回到余家沟，不敢再见谷志有。如此煎熬了三十载，直至2004年，王克明终于鼓足所有勇气走进谷志有的窑洞，说出了迟到的“对不起”。74岁的老人却笑了：“嗨，运动嘛！你们那会儿娃娃家，懂个啥！”

喧嚣年代仍存于民间的善良触动了王克明，却让他陷入了对自己的反复诘问：“假若一切都说成是时代使然，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王克明决定清算自己。2008年，谷志有去世，他在博客上发了讣告，并在某杂志上刊登文章《我打谷志有》。12月底，他与好友岳建一、宋晓明商量，决定找更多的同时代者，征集文章，编撰一本名为《我们忏悔》的合集。

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发表文章反思，再到一群人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对于自己“一刀一刀更深的解剖”——“才是知青宿命的结束。”

王克明陆续发出约稿信。得到的回馈让其惊讶——他从未想到隐于民间，有如此多的人与往事纠缠，为曾加诸他人的伤害而陷入苦痛。

66岁的杨里克，1969年，四川西昌城的武斗中，杨里克和同伴们拿着冲锋枪，在河边齐腰深的荒草里，枪杀了一名对立面的武斗成员。

“文革”结束后，往事总堵在杨里克胸口。2008年，他决定在网上写下文章反思成为“非人”的过往。他甚至开始寻找经历相同者：“谁杀过人？网上聊聊……”

施于身体的暴力之外，也有人反思带给他人的心理伤害：作家老鬼叙述了如何出卖同学宋尔仁，上交了他写满“反动话语”的日记本；丁珊回忆在最好的朋友蒙冤被批斗时，她因懦弱而选择了沉默；教师章孟杰则因憎恨父亲身份耽误了前途，将他视为仇人，任其在破草屋中孤独死去……

“记忆折磨着他们。”王克明说，“这是一代人共有的伤痕。”

“那样一个年代， 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卢晓蓉时，67岁的老人愤怒了：“我是受害者，为什么是我们忏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的话打动了她：“那样一个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出生于1949年的画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红卫战报》的美术编辑。他创作的版画《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

李斌将自己视为“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我画过太多版画，我充当过暴力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现在的李斌试图用绘画反思过往：名为《梦境》的画作里，李斌以黑色笔调画下了一千余位“文革”受难者，让其出现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他也计划将一些“文革”忏悔者的故事画成连环画，比如曾在“文革”中告发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的张红兵。

王克明随后发觉，更多的人将忏悔延伸至更广阔的层面，从而发掘出更为复杂的思考。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健始终记得，1966年，还是小学生的他，作为抄家者，冲进了一对夫妻的屋子。他们从家里抄出了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有外国民歌。这时，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来。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给了这个孩子强烈震动。杨健后来才意识到，他无意中夺走了一家人动荡岁月里的唯一快乐。

作家老鬼也决定给母亲写一部《忏悔录》。他的母亲叫杨沫，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无意中听到了母亲在1980年代的一段采访录音。采访中，母亲称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佩服卢梭讲真话的勇气，我想要写真实的一生，而不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亲的遗愿，开始收集她的日记、手稿，并重新打量那个多面的母亲：“文革”中劝儿子要低头认罪、对领导奉若神明的母亲，以及“文革”后重回纯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亲。“在某一个阶段，她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被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