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文革时期政论文结集：百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撰稿的来源

近20年前，我刚去上班，金庸先生吩咐我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理他那些大书橱的书籍，并将其归类登记。印象十深刻的是，有不少佛教经典，其中光《大藏经》就有两套，不少典籍金庸都圈点阅读过，还在眉批上用红笔留下墨迹，比如《楞严经》、《大智度论》等。之后，我才知道，金庸不仅曾深研佛学，而且为了探究佛学的真谛，他不满足中文的翻译，专门到英国图书馆翻查过最早的英译本，如《阿含经》等，希望从中窥探出早期经典翻译的原意。这也许就是他后来一再表示希望学习梵文的真正目的。由此可见金庸的语言天赋非常人所能企及，对学问的钻研达到精深的层次。

金庸精通英语，年轻时任职杭州《东南日报》，第一份的工作就是担任翻译，之后来到香港，一直到前往剑桥大学攻读历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数十年来他不仅能阅读精深的国外经典著作，而且一直都能用英语直接对话，并能熟练地用英语来写作。而金庸的中文水平更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的专栏文章，不仅可以来自外国的第一手数据，而且能融会贯通地化为中华民族的母语，撰写出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消息的传播远没有今天如此方便，大都靠通讯社的电报传真供稿，而要将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外信息移植传播到香港本地报纸，尤其是用中文出版的报纸上，首先必须精通外语，其次要有信息提供的便捷渠道。信息提供，靠通讯社及时提供是一方面，从国外报刊杂志获取也是重要的途径。

曾有读者来信询问金庸的信息来源，金庸很坦率地回答说：“买来的。”《明报》初期，经济上还十分拮据，不可能订阅诸多的报刊杂志，于是金庸就充分利用报摊和书店的便利，每天都花时间去翻查，只要发现可以用于撰写专栏的数据，他就将其买下来。当时他住在港岛，而报馆的办公室在九龙，每天都要乘坐渡轮横越过维多利亚港湾，他谈到，“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西德的佛兰克福日报、汉堡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曼谷日报，马尼拉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等都有”。仅从他如数家珍似地提起这些报刊，即可见他每天翻阅的报刊数量之多，接触的信息面之广。当然，如金庸所说：“如果每种都订下来，当然太不经济，我也没有这许多时间去阅读和利用。我经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资料，就花一元买一份。”金庸关心报刊内容，且熟悉价格，包括长期订阅和零卖的差别，这无疑都跟他本身也在办报密不可分。（《七元五角买一份报纸》，1963年1月22日，《明窗小札》）。

下转 51版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所谓自恋狂（Narcissism）是一种心理学名词，或可称为“自我崇拜”。这种人一定是因幼年受了父母的过份宠爱，或是受了父母的鄙视，因而发生一种心理变态，追求权力，性情孤僻，不惜想尽辨法牺牲别人以满足自我。

在历史上，阿历山大大帝是一个具有自恋狂的人。她的母亲，将他宠爱无比，使他目空一切，把什么事物都不放在眼底。

陈丽春虽然也有自恋狂，但她的情况与阿历山大大帝不同。陈丽春的父母对她并不宠爱，从最近陈丽春登门访父，陈文章拒不见面一事也可看出，正因为陈文章夫妇对陈丽春的兄弟姐妹偏爱，却对她带着歧视的心理，才使她成为如此冷峻倔强的女人。

摘自《陈丽春的自恋狂》

1963年11月4日《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所谓“积极中立”，并不是消极地既不亲共又不亲台，既不反共又不反台，更不是什么第三势力、中间路线，尼赫鲁式的不结盟主义，狄托式的修正主义。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

当然，我们也不免有看错了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见解件件正确，岂非比北京和台北诸公更加明智？事实上决无是理。但我们占了三个大便宜。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划脚的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的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

摘自《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1963年1月17日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近半年来看了许多武侠小说。最近香港武侠小说作家的产量很少，而台湾方面，却是风起云涌，层出不穷。读这类小说，我是速度奇高，一个晚上看两部，每部十册至二十册，所以能够读这么快，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小说情节大同小异，故事成了八股，随手翻去，几乎很少见到有什么新意。

下面这些情节，是大多数台湾武侠小说共同所有的……

摘自《台湾武侠小说的套子》1963年4月25日

上接 50版

公正的立场

自创办《明报》伊始，金庸就持有自己独立的新闻理念和原则，并将其贯彻到整体的办报过程，以及写作之中。凡涉及新闻的，无论是撰写通讯报道，还是专栏文章和社评，他都坚持不变，始终不渝。

金庸十分敬仰当年创办《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立志以其为榜样，尤其是遵循从事新闻事业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因而，他也很赞赏英国曼彻斯特的《卫报》。金庸曾于1963年2月10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发表了《谈孟彻斯特的〈卫报〉》，开篇写道：“《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任总编辑、总主笔的时代，有‘中国的孟彻斯特卫报’之称。因为当时大公报不注意新闻抢快，而注重社评的精辟，正和《孟彻斯特卫报》的作风相同。同时，两家报纸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也敬佩《卫报》当年的总编辑司各特（C.P.　Scott）,指出《卫报》“起初只不过是一张平平无奇的地方性报纸，但自从史高特于一八七一年加入该报任总编辑后，三四十年之间，一张地方性的报纸竟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报（大公报在天津初创时也只是普通的一家地方性报纸，至张季鸾先生主持笔政后，方始脱颖而出）”。而“《卫报》之所以成功，唯一的因素在于史高特所写的社评。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公正合理的主张，绝对不为政治因素所左右。他认为新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新闻的看法和解释，他始终坚持真理，有时全国的舆论一致和他相反，但他绝对的不去迎合俗好”，“他的社评写得平易近人。他经常向该报的工作人员指出：‘在卫报上所登载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必须是普通男人和女人所能了解的。’他写社评的信条是：‘必须有说服力’”。不难看到，如果说张季鸾先生对金庸的影响更多在于秉持的新闻理念和办报的原则；那么，《卫报》的司各特则是金庸直接仿效的榜样，包括撰写具体的社评和政论文章。

同样，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专栏中还以《明辨是非积极中立》为题，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所谓‘积极中立’”，“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他认为自己有三方面的优势，即文中所谓“我们占了三大便宜”：“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画脚的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的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