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梦想职业是当门客 坐牢的半年时光最快活

入狱前，高晓松已经有“电话恐惧症”：“谁给我打电话我恨谁，你凭什么给我打电话？我让你给我打电话了吗？凭什么要你选择打电话时间？我觉得特别不自由。”因为醉驾入狱半年，被他形容为像绑在一个车上往前冲，最终强制下车。

“那半年也没有网，也没有手机。只有特别高的房顶，有六七米高，那个灯，永远24小时不关—因为怕黑了以后出现恶性事件。处在一个连时间流动都感觉不到的地方，就特别好。”高晓松刚进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几点，很慌张，就用水瓶做了一个滴水的计时工具。看《新闻联播》的时候，量好半小时的水量，自己数着水滴过日子。

“后来大家说你干吗要知道两点一刻？三点五十？我说我刚进来不习惯，我总觉得时光荏苒，一会儿就出去了。狱友说早着呢。后来就不着急了，感觉很自由。”

高晓松开始享受“自由”的生活，再也不去想“奋斗”的事情了。原来在生活中看点金庸都觉得自责，结果在狱中成了“随便看”，“我一想老子都坐牢了，还自责什么呢？”

除了看金庸，他还看了大英百科全书，自己试着翻译了一本书。“特别自由，看书可以看很多遍，理解大师的想法。读书也特别愉快。跟人谈事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人，文盲、孤儿，而且也不着急，谈话也没有限定时间。那真是特别幸福的半年。”以前每天都会为吃什么发愁，在狱中，高晓松只要等两个馒头：“一开门两个馒头，明天肯定也是两个馒头，唯一就是一个礼拜有一个鸡蛋，但是不知道是哪天，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这个。推饭的车来，有鸡蛋的时候就是一脸盆，那个鸡蛋互相碰撞，发出声音，大家听到有鸡蛋的声音，就特别幸福。”

高晓松在狱中认识了各色各样的人，但他从中学会的是“信心”：“没有坐牢之前，我对人特别担心。我杞人忧天，觉得人会沦丧，人会绝望，人会异化。但是在里面，我没有看到绝望、崩溃，我是半年，那里面有七年、十二年的，他们都很乐观，没有崩溃的。所以我特别有信心，大家在一起很愉快。”

“有时候管教说晚上可能下雨，我们看不见天，但是可以听见小雨，就坐在窗前等，直到特别晚，下雨了，非常高兴。突然回到了我自己特喜欢的唐宋生活，就是很慢，想什么事情都很慢。”高晓松至今坚持那半年是自己二十年来最快乐的时光。

还想继续读书

时代周报：你在《晓说》里说不当“公共知识分子”，可大家觉得你还是关心很多热门话题。

高晓松：公共知识分子和门客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是有巨大责任感的。其实公共知识分子本人就是公子，他倒应该养一个门客。今天中国的这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连“屌丝学匠”算不上。我算了，他们的平均学历是高二，而且没有名校生，基本上属于广场派。

这些广场派，善于以煽动性的语言，挑逗民众情绪，对抗他们所痛恨的某些东西。这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缺乏见识，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时代周报：前一阶段你关于移民的言论引来不少非议？

高晓松：我说移民这个事与强大无关，与自由有关。然后就有人骂我，说没有强大哪来的自由？好多人说还没买房子怎么写诗呢？现在有的年轻人居然被洗脑到了要先有房才能干没用的事，是有了房子才能写诗？是月供还完了才能写诗？还是付了首付就能写诗？特别可笑，非说强大了才能自由，说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在环境条件下的东西。自由排在了环境和条件下的第三位，爱情都排在第四位了。

我看那些骂的、偏激的，所以才想要做《晓说》。启蒙也好，或者做最基础的小小推动力也好。现在的一个现象是整天说你叛国、你汉奸；另外一个现象是倒过来了：一切都怪体制。老了、性能力下降了，也怪体制。其实大量的问题是可以剥离出来的，但是在微博上、互联网上，所有的都混淆起来一股脑地扣在一些人脑袋上，这不公平。

时代周报：接下来还有什么个人规划蓝图？

高晓松：卖艺这么多年，我没觉得被掏空过。《晓说》这一年可有点要掏空的意思，觉得东西快不够用了。后年开始我就想读书，读个历史什么的。我妹妹今年四十岁了，两个孩子从德国回来考上博士又读了书，这个强烈震撼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