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藏书神话背后：在当年是中小规模藏书

2012年07月04日 14:01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陈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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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云楼在当年是中小规模的藏书楼

刘蔷发现，自己当年在《顾氏过云楼及其藏书》一文中很多说法都被放大了N倍。她文中提到，顾家1951年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的三百余件书画以及明代善本书、罕见稿本是上海文管会所藏书画的半壁江山。到了2012年4月，变成了顾家的捐献是“上海博物馆的半壁江山”。

另一个说法是此次拍卖的1/4过云楼藏书加南京图书馆已经收入的3/4,可使过云楼旧藏合成完璧。刘蔷认为这并不准确：“在2006年过云楼‘1/4藏书’现身嘉德拍卖会之前，‘江南六家藏书’等拍卖会也拍卖过一批过云楼的藏书。此外还有其它途径流散出去的，现在有些藏家手上有几十种过云楼藏书。”

版本学家江澄波印证了刘蔷的说法：“过云楼的藏书，在嘉德拍卖行介入前后，顾三公子已经陆续委托卖掉了不少。据我所知，就有顾千里批校明嘉靖本《仪礼》。嘉德公司的拓晓堂告诉我，顾家的书，每次拍卖都有。由此可见，匡时最近拍卖的这批书，已经是拓先生挑选之后的剩余之物，‘顾批黄跋，（顾千里、黄丕烈，皆是乾嘉时期的版本大家。古籍界素有‘顾批’、‘黄跋’、‘鲍校’的说法，经过顾千里批注、黄丕烈写跋、鲍廷博校对的古籍格外珍贵）早不见踪迹。”

再一则充斥各种媒体报道的说法是，顾家书画给外人品鉴，古籍却秘不示人。版本学家傅增湘当年获准到过云楼看书，条件是“只能看，不能抄”。是傅增湘的《顾鹤逸藏书目》让过云楼藏书闻名天下，但这书目傅增湘是凭记忆默写的。这份辗转获得的书目似乎平添了过云楼藏书的珍贵。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刘蔷说，据她了解的情况和推断，过云楼藏书应该是有草目的。“傅增湘的书目很明显是两种字体，是在一种笔体的目录上做了一些修改，比如某书书目原本说是宋本，修改后，在下面注：疑为元本。”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与刘蔷的观点类似：“《顾鹤逸藏书目》目录题名之下注‘抄本’，又注‘傅沅叔先生藏本’，如果是傅先生缩编，应该不会如此著录，只能理解为这个抄本是傅先生所藏……顾氏原本有一个草目，傅先生是根据草目，在自己阅览期间，就所发现的问题，随手进行了校正。”

在刘蔷看来，顾家不是保守的家庭，但与书画可以跟同好一起欣赏不同，顾家收藏的古籍是为了教育子孙。顾家第一代藏书人顾文彬曾说过，希望家藏旧钞能“益吾世世子孙之学”。

因此顾家藏书非常重视吴中地区的乡邦文献；经史子集四部齐备，但并不强调正经正史，可见顾家藏书并不特为博取科举功名；因为本家族多出诗人、画家，顾家藏书中有不少与书画金石鉴赏有关。

按傅增湘《顾鹤逸所藏旧椠书目》推算，过云楼藏书大约万卷，这在当时江南一代的私人藏书楼中属中小规模。在现代图书馆的流通观念远未深播人心的清代，私人藏书楼的藏书不可能广泛示人。但纸寿不过千年，正是因为顾家几代人的嫡传、珍爱，过云楼所藏的宋元珍本才可能流传到今天。

谁偷过顾家的书

乱世成就藏书家也考验藏书家。过云楼所藏古籍不少在入顾家前曾属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其他藏家。其中，莫友芝和刘履芬的旧藏吸引了很多学者。

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出任曾国藩的幕僚时，曾帮助曾国藩收集因兵乱流落失散的文宗阁、文汇阁藏书。可惜莫友芝晚年寄人篱下，在一次访书途中染病身亡，把耗费一生心血收藏的影山草堂藏书传给后代。子嗣们很快就因生活窘迫，把这批书卖光。顾鹤逸从莫氏子孙手中大量购书。

刘履芬是光绪年间一位不得志的底层知识分子，最大的官做到过苏州书局提调、代理嘉定知县。由于家贫，刘履芬的藏书规模很小，据同时代学者记录，不过八百余册。但1990年初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却著录了110余种刘履芬的旧藏。

刘履芬爱书如命，能抄书、能校书，“遇善本必倾囊购之，其不能得者，手自抄录，日课书十纸”。53岁时，刘履芬为民请命不过，自戕身亡。顾鹤逸特意收藏刘履芬《鸥梦词》稿本。

眼见前辈藏家的血泪，顾家几代子孙人小心翼翼，却难逃前人覆辙。

第一个“窃书贼”是日本人。1905年前后，日本人岛田翰常到苏州访书，顾鹤逸对这位勤勉的日本同好颇为赞赏，当他提出要借《古今杂剧》、《十段锦》、《圣宋文选》等元代珍本时，未及多想，慷慨答应。不成想这些书一去不复返。顾鹤逸多次托人催讨，却被告知，岛田翰在日本因窃书入狱，在狱中上吊自尽。

1930年代，江南许多藏书楼毁于战火，侥幸保存下来，也纷纷被后人变卖。上海汉口路、四马路一带的古旧书坊里，一包一包收购来的古书等着被运到北方，卖给大宗买家哈佛燕京学社和敌伪机构华北交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