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照相师日入10元辉煌不再 担忧行业会消失
■ 老照片
1981年,姜桂荣和新疆乌鲁木齐的战友穆军以及战友的两个儿女合影。天安门,被人们寄予了太多期望和荣耀。很多人来此,就为和天安门合影。
6月1日,天安门广场,摄影师何东明带着行头为游人拍留念照。
6月1日,何东明为游人拍照。
体验身份:照相师
工作地点:天安门前
工作内容:为游客拍照留念
偌大的天安门广场,是南来北往的游客旅游路线上的必经之站。
在这里,转一圈,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便可尽收眼底。
每天广场都迎接着形形色色的中外游客。
然而,广场上的一群人,似乎已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戴着墨镜,头顶宽檐遮阳帽,即便最热的夏天,他们也穿着长袖衬衫。胸前横挎个四四方方的大包,脖上挂着相机,手中举着木板,上面是游客在天安门前的靓照。
他们,就是天安门照相师,让很多游客心满意足地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捧回家保存一生的人。为招揽更多顾客,他们每天,升旗而至,降旗而归。
暴晒出的“高原红”
“晒出来了”,王俊领撸起袖子,一条整齐的黑白分界线赫然出现
就算卸下照相的这身行头,也能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眼认出这群照相师。常年暴晒,毒辣的太阳在他们外露的每一寸肌肤上留下高原红般的黑红色。
56岁的王俊领入行近40年,“晒出来了”,王俊领撸起袖子,一条整齐的黑白分界线赫然出现,“到了八九月份,比现在还黑好几倍。”
就是因为黑,身为照相师的他们很少为自己拍照,“太黑了,可不好看了。”
王俊领是中国照相馆天安门照相摊位的负责人,正式员工加上临时工,共十二三个人。所谓摊位其实很简陋:一把大阳伞,一米多高的铁桌子,下面放快速冲相机,中间一层放为照片加膜的机器,一台笔记本电脑。最上面是水杯,每个水杯几乎都是最大号的。桌旁是个铁壳水壶。“这个禁摔,耐晒,天热时每天四五壶水打不住。”
像这样的摊位,国旗杆东西两边各有4个。根据工商部门规定,每个摊位都有固定地盘,即摊位向南五米,左右大约五米。照相师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招揽客人。
照相师们只能抻着脖子朝远处的游客扯着嗓子喊:“快相,快相,一分钟出照片,您来一张?”
一分钟变小丑
很多人照相时,姿势不自然,为拍出靓照,照相师们还要一分钟内变小丑
王俊领说,不要小看照相师,不单是咔嚓两下就行的。首先这是个体力活。他指的是照相师胸前方方正正的大包。这里藏着一分钟出相片的小型快速冲相机,还有几打相纸。
记者提了下女照相师的包,重约八九斤。王俊领说,男士的包更重,装的相纸多。
做照相师有三年的何东明说,刚开始背这包时,每天累得颈椎疼,整宿睡不好觉,站一天,腰疼得都弯不下,脚板直疼,每天回家都要泡脚。
现在大家手中都有照相机、手机,因此和游客们沟通显得很重要,要说巧话,打动顾客。
不仅如此,照相师还要逗游客开心。很多人照相时,姿势不自然,为拍出靓照,照相师们还要一分钟内变小丑。
一家三口,婴儿车里不满周岁的小家伙,东张西望,偏偏不看镜头,他不知此时此刻,父母一路北上,在旅途终点的天安门前留影,是何等庄严,只自顾自地吮吸手指。
“来看这里,”何东明的一个同伴拿着玩具在何的身后吸引孩子注意力,扮着鬼脸,一脸茫然的小家伙马上一脸灿烂。
“咔嚓”,一个抓拍完成了一家人这次旅行的最大心愿。
看到照片冲洗完,照片上三口人开怀大笑,一家人会心地点点头。
镜头后的实力
王俊领认为要拍一张值得长久保存的好照片,照相师仍有用武之地
还有4年就退休的王俊领始终认为照相是个技术活。1972年插队回来,他被分配到照相馆,那时叫工农兵照相馆。“照相是个技术活,还干净,在当时是非常体面的工作,吃香得很。”
那个年代照相机是大件,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年不吃不喝的全部工资,会照相的人少之又少,那时整个王府井大街就三家照相馆。
当时都是黑白照,后期冲洗、修片很关键,悉数手工操作,是技术活,讲究工艺,“你要不断琢磨,怎么修片,让相片变得更漂亮。”
王俊领还参加了市劳动局的暗房技术统一考试,通过笔试和实操,拿到了通过率不到一半的“暗房特级”证书。
那时拼的是技术,证书虽没让工资起变化,“但代表着实力,”回忆起以前的好日子,王俊领嘴角微微上扬,但随后又有点失落,“现在没啥用了,都是数码照片,机器冲洗。”
“你别看现在很多人都拿着数码相机,但能用好的不多。根据一天的光线变化如何调好光圈、焦距、快门,还有如何构图,都有技巧。”他认为要拍一张值得长久保存的好照片,照相师仍有用武之地。
好日子已不再
数码相机的普及让照相师们的日子越来越难,往日“被人追着照相”的日子似乎一去不返
做照相师快40年了,天安门广场快成了王俊领的第二个家,他见证了太多的变化。几十年前,广场铺的还是洋灰砖,而今是浅色石板;原来的小树林则变成了纪念堂。
手中的相机从双镜头的120到海鸥135……然而,数码相机的普及让照相师们的日子越来越难,往日“被人追着照相”的日子似乎一去不返。
前几个月,一群人,拿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天安门城楼前拍的老照片,再次回到天安门前,“说不定里面还有我照的呢,”王俊领开始怀念那个时代。
“当时我们也是一个摊位,位置一般是固定的,以景为主,把天安门城楼全括进来,”人在镜头前一站,摆好姿势,根据天气光线,调好光圈、快门等,很快就是一张。
那时,相片冲洗最少三四天,照相的人写好地址,洗好片,照相师们按地址寄过去。
当时一张照片4角钱,而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块,照相可是高消费。
王俊领回忆,即便这样,在天安门前照相的人总是排成长长的队。有时照相师都下班了,排队的人还追着恳求,“给照一张吧,来一趟不容易啊。”
对于照相师来说,往日的辉煌早已不再,游客不见少,但找照相师照相的人越来越少。王俊领摊位上10多个工人,人少时每天也就能拍大约100张照片,按照每张照片5元钱算,就500元,每人分到手就10多块钱,还不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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