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朱维铮去世 生前曾感叹“假大师满天飞”

2012年03月11日 12:28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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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成就：“中国史学研究的开拓者”

1936年，朱维铮出生于江苏无锡，是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顾问、专门史博士生导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原中国史学会理事,原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顾问，原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徐光启研究会会长。他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史等多个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被公认为复旦史学传统的继承人，也是中国史学研究的开拓者。

1955年，朱维铮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之初担任著名学者陈守实教授的助教。1962年，年仅26岁的朱维铮就在史学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一文。1950年代，教育部委托周予同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朱维铮被周予同指定为主要的助手，朱维铮也因此机缘转入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在其学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看来，朱维铮发展了陈守实与周予同两位前辈开拓、倡导的领域，将之树立为本系新的学术方向。在学术研究风格上，朱维铮继承了陈守实、周予同两位前辈的专攻，并结合两者之长，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善于将传统的乾嘉考据学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相结合，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

朱维铮继承陈守实在制度史、明史研究中的成果，将复旦的中国史学史朝更加扎实的方向发展，成为历史系最具特色的专业之一。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朱维铮作为主编，以《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为题，出版了多卷本著作，代表历史系作为对百年校庆的献礼。在研究过程中，朱维铮撰写了《史学史三题》、《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班昭考》等系列学术论文，先后发表在《复旦学报》、《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为重新解读中国史学史提供了思路。而他早年为《中国十大史学家》撰写的司马迁篇，通过《史记·天官书》解读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也是同类研究中独辟蹊径、颇具特色的。

朱维铮还同时继承了周予同提倡的中国经学史研究。自1950年代起，就筚路蓝缕地开创和坚持经学史的研究和教学，整理了一批经学史研究资料，培养了一批经学史研究人才，相关论著也为当代中国经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成为当前海内外中国经学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他整理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6年增订），是经学史领域具有丰碑意义的文献。而他自己的多篇论文在该领域同样具有典范意义，尤以《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等篇为著。朱维铮经学史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强调经学演变和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把经学史界定为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因此有别于儒学史或孔学史。他曾参与主编《传世藏书》经学与经学史类文献，为古代重要经学史文献做过提要，成为后来研究者的管窥门径，晚年又担任了《儒藏》经学史类文献整理的主编。

朱维铮也为当代学术研究开创了很多新的领域。1980年代，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兴起，朱维铮是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复旦历史系组建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成为全国首家以“思想文化研究”命名的研究室。1986年，在复旦组织召开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是“文革”以后首次在中国大陆召开关于中国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论文集，对此后中国大陆的文化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广为人知的“新儒学发展第三期”学说，“西体中用”学说，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首次为大陆学人所知。1989年冬天，朱维铮再次在复旦召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当年全国举行的唯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在晚明史、清史、近代史研究领域，朱维铮重视传教士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蜕变与重新型塑以及政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既开拓、推动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中西交通史、基督教在华史、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也为晚明以来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引入了新视角。

康有为与章太炎是经学史上的两位殿军，分别是中国经学今文经传统与古文经传统最后的代表人物。在章太炎研究上，朱维铮编选、注释《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厘清了大量古典、近典，使中外学界公认的艰涩难懂的章太炎学说能为人们所理解。

1987年出版的《走出中世纪》因其独到的眼光、尖锐的思想，出版后不久即被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学界产生很大反响。20多年来，这部著作畅销至今，影响了很多年轻学人。在朱维铮的概念中，中国从晚明才开始“走出中世纪”，“我把秦到满清称为中世纪，虽然它不严密、不科学，但比用5种社会形态来分析中国历史要合理得多。中国从晚明逐渐走出中世纪，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开始走入近代化或现代化，它只是在走自己崩解的道路。崩解就意味着从那段历史中走出来了，意味着是内在的变化，主动地走出。我认为，我们国家那么大、民族那么多、人口那么多、传统那么深远，没有一个外来势力能改变我们，是我们自己在改变。”朱维铮曾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

朱维铮晚年又对该书进行了修订，200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并将相关文章另行汇集，出版了《走出中世纪二集》。最近新著《重读近代史》，又是近代史研究的发聩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