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桃姐》剧本许鞍华想哭：拍此剧为探讨人际关系

2012年02月24日 08:5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彭军淋 魏晨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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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姐》里的一幕，曾经是他真实生活写照：母亲从美国回香港，在家和他一起。夜深人静，他在客厅看电视，母亲在卧室看书，嫌声音太大，他关掉电视看报纸，母亲仍然嫌他声音太响。

在老人院的三年里，桃姐的健康每况愈下。中风是老年人的常见病。经过治疗后，桃姐病情一度好转，结果不久后再度中风，不仅行动不便，言语表达也出现障碍。

“让我好好实习，将来也细心照顾她。事实上，桃姐经历的病痛，也让我更关注母亲的健康。”

不管工作多忙，李恩霖只要在香港，都会每周去老人院探望桃姐。每次他一进老人院的大门，熟悉了他的老人都会叫：“你干儿子来看你了。”去老人院的次数多了，他也从护工那里，学会了照顾桃姐，推轮椅陪她上街，喂她吃饭。

照顾了一辈子别人，桃姐很不习惯李恩霖给他喂饭。在李家几十年，她从不上桌吃饭，总是一个人躲在厨房吃饭。偶尔和李恩霖外出用餐，她既尴尬又紧张，直到她中风后，桃姐才肯接受李恩霖喂她吃饭。

2006年，桃姐去世。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信仰缓解了她身体上的病痛。

李恩霖一家人信奉基督教，李恩霖小时候经常和母亲周末一起去教会参加礼拜。桃姐因为自卑——不认识字，不能读圣经唱赞美诗，一直拒绝和他们去教堂。直到她后来心脏病发作，在李恩霖母亲的鼓励下，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她住在老人院时，我曾带牧师和教友一起去探望她，在精神上给她很大安慰；她最后居住的老人院，也是香港基督教团体开办的，使得她能够继续参加礼拜和祷告。”

桃姐去世后，李恩霖保留了桃姐房间的摆设。柜子、箱子里的一件件物品，让他想起它负载的人生记忆，他把那些曾经遗忘掉的记忆，写在了笔记本上，后来又写成了电影剧本，找到了许鞍华。

许鞍华：“桃姐身上有忠义”

看完《桃姐》的剧本，许鞍华想哭。

答应接《桃姐》，原因在于许鞍华“既是李恩霖也是桃姐”。她经常外出拍电影，把母亲留在家里，靠女佣照顾母亲。“她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不在的日子，她一定很孤独。”

许鞍华七八岁时，家里来了一个佣人。她梳辫子、穿白衣黑裤，来自广东顺德，跟她在李恩霖家相册上看到的年轻时的桃姐打扮很相似。“她在我家做了十五年，从我弟弟出生一直到读中学，她一直带我弟弟。”

和桃姐不同的是，许鞍华家的佣人烧菜手艺一般，干活也不是很干净，马马虎虎，但人特别好，重感情。许鞍华上大学时，许鞍华母亲因为有些方面不满意，辞掉了她。这个女佣后来去别人家打工。每年春节，她都到许鞍华家拜年，还带贵重的礼物，给许鞍华弟弟买名牌钢笔。

香港的中产阶级家庭，家里都有帮佣。1940年代至1950年代，大批广东女佣进入香港谋生。大约在1970年代前后，香港工业飞速发展，因工厂薪水高，大批女佣辞职，进入工厂工作。

此时内地正处于“文革”时期，国门关闭，香港政府只能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引进女佣。从此，像桃姐那样的传统女佣开始消失，李恩霖和桃姐的故事也渐渐绝版，菲律宾女佣逐渐取代内地女佣，成为服务香港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力。

后来，许鞍华父亲去世时，女佣还来帮忙料理后事。因为怕许鞍华的母亲孤单，她常来许家，陪许鞍华母亲去寺庙烧香。直到自己也进了老人院，九年前因病去世。

许鞍华现在家里的女佣，基本上是几年一换。今天的香港，佣人都是从中介所找的，先签完备的法律合同，谈好工资待遇，每周休假一天，加班支付双薪。有时候，双方发生了冲突，往往按照合同上法院解决。

“《桃姐》和李家是一个好的案例，那时没有法律制度保障她们的权利，万一李家对她不好，等她很老的时候把她赶走不养她，那她的结果一定很惨。现在有法律制度，都是白纸黑字的合同，讲钱讲权利，给多少钱做多少事，很少讲责任、义务，没有桃姐和李家那样好的情谊了。”许鞍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拍《桃姐》，是希望探讨过去女佣和今天菲佣的不同，探讨人际关系的变化。今天的香港，越来越繁华，但桃姐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已经逐渐消失了。

“桃姐不认识字，但她身上有忠义。我们都是从武侠小说、戏曲故事里头了解到的。徐枫对我说过，她的教育不是在书本，也不是在学校，而是演那些古装戏和武打片，自己变成侠女的，香港的黑道白道，以前都拜关帝，讲什么忠孝信义，这个传统现在都没有了。”

许鞍华和母亲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在为《桃姐》选拍摄地时，许鞍华装着给亲戚找床位，去了二三十家养老院。她发现香港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很严重，基本上每条街道都有两到三个养老院。私立的养老院，贵的每月费用上万，然后是五千到七千的，再往下是每月四千块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