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首次解密文革底层受害者：毛主席是个人崇拜

2012年02月16日 09:29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润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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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徐星

徐星在农村采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现在能看到的关于“文革”的回忆或者反思作品，内容几乎清一色的是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普通人“文革”里的生活则少有人关心。

作家徐星在1985年用小说《无主题变奏》以先锋的姿态闯进人们的视野，一度轰动。《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共同被视为“现代主义”小说代表作，徐星和刘索拉也成为“现代派”的标志性人物。之后徐星游走在中德之间，进行纪录片创作。2008年他做了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试图将个人的经历融入历史的叙述当中。现在，他在做一部关于农民的“文革”纪录片，拍摄已经完成，后期工作尚在进行，片名他始终没有想好。

“这么多年来，‘文革’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因‘反革命罪’进就进去了，出就出来了，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我希望我的新纪录片给大家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文革’中的农民，我试试填补这个空白。”这是徐星在微博上给自己纪录片的注脚。

画作背面的犯人登记表

2010年徐星结识了画家贾和震。“文革”期间，贾和震因为“现行反革命”罪，在浙江十里丰监狱度过了十年。他利用自己“墙报犯”（负责写墙报、编画刊和协助管教队长做犯人的学习改造中的一些文字杂事）的身份，用监狱里“犯人登记表”的背面偷偷作画，出狱的时候全部都带了出来。意外地成了一段平民史的见证。

徐星因此得以见到22份“文革”期间的“犯人登记表”，其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些“犯人”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当然还有罪名。徐星给记者展示了部分“犯人登记表”的复印件，这些罪名包括：为首犯贡献地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制造政治谣言、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书写反革命信件、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吹捧刘少奇、参加反革命集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参加反革命集团、任地下团团长……

现在看来，有些说法充满荒诞色彩。但是在当时，这些农民都按照“文革”期间不成文的规定被判处了至少十年以上的徒刑。这些犯人都是浙江本地人，大部分人都是农民。

一直以来关于“文革”的反思里几乎见不到农民的身影，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没有名声，没有学识，数量庞大的农民的真正故事消失在浩大的历史当中。

看到表格的一瞬间，徐星就觉得非常震撼，想要了解这些人的情况和现状。2011年10月，徐星一个人扛着器材走访了浙江20个郊县，寻找当年“犯人登记表”里的人。有些19世纪90年代的人早已死去，还有一些搬迁了住址。当年的住址多以“红旗”、“革命”这样的词汇为名，很难对应到现有地址。

拍摄用了40多天，几经周折，徐星找到了其中11个当年的“犯人”，还有一位没有在登记表中，但是当年一个“犯人”的同案犯。这些人现在大部分是70多岁，神智都还清楚，往事被重新诉说。动乱过去了，他们身份一直是农民。

尽管官方历史显示，“文革”结束于1976年，但是徐星访问的这些农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被释放出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说到平反，但是当时平反的都是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农民就没人管。他们就像蚂蚁一样。蚂蚁一样出生，蚂蚁一样死去。”

根据徐星的了解，“释放”的过程仅仅是“释放”，监狱告诉农民当时错判了可以回家了。监狱方面会给农民一个释放证，内容是：从××年到××年，“文革”期间×××，被××组送到××服刑，根据××给予释放。没有澄清，没有正式的书面的官方无罪认可。

农民回到家发现形势已经变化，再去找当地的镇、乡政府，试图找到某些说法或者补偿，当地政府给出的基本统一：国家有困难，要体谅国家，“文革”的灾难都是“四人帮”搞的，全国都是这样，如果人人都赔偿怎么赔得起。

“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

“登记表上记录的他们的罪行大部分都是夸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一个表情，一个态度就可能是犯罪。”徐星说。

农民周明夫的罪行是“偷听敌台，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

“偷听敌台”的罪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不少见。周明夫装了一个小的矿石收音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都在用电台做宣传，苏联那边的信号比较强，周明夫偶然听到了，就被别人告发了。当时周明夫是大队里的会计，大队里三个会计有一把气枪，20多岁的人拿枪比比画画，就成了“犯人登记表”上的“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周明夫现在并不承认自己当时瞄准过毛主席像。30多年过去了，细节无从查证，他在监狱中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十年。

徐星给周明夫看他当年的“犯人登记表”，周明夫觉得意外又荒谬，喃喃说：“真可笑，罪名都很可笑。”很多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接下来的处境就是亲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以此避开“反革命家属”的身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周明夫的妻子裘玲是一个异数，她选择相信丈夫，她觉得丈夫没有罪，她问农场里的领导，对方说周明夫没有什么错，裘玲觉得欣慰：“农场里的领导这么说的，还有良心哦。”

周明夫本人对这件事的想法是：“想起来十年嘛，这样过去了……过去了，我想已经过去了，二个呢他也是受别人指使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人都是没有心的。都是踩着别人往上爬，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农民翁志渝是徐星在寻找“犯人登记表”上的胡俊录意外找到的。他的“犯人登记表”并不是胡俊录的同案犯则被迫给自己捏造了“罪名”。农民翁志渝和胡俊录被定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并参加其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的行动”，监管人员为了避免“串供”，把他们隔开审讯，要求他们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翁志渝实话实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审讯员用枪把子在他脑袋背后敲一下，不说就再敲一下，如此逼问之下，翁志渝自知屈打成招是肯定的了：“我知道，（他们）一定要问名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