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叹当代文艺作品“艺术价值”已让位“关注度”

2012年02月10日 15:22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郑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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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顺：您的大部分作品都有题记，《舞者》的题记是：“任何事情都有真相，但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清者自清！”为什么这样说？是否与自身经验有关？

海岩：这些年我感触最深的，常常是世界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的海量、信息的畅通、信息的即时前所未有，但是仿佛真相越来越难以找到。网络是一个可以说真话也可以说假话的平台，各种假话出于人们的各种需求而充斥了网络。我们又说，网络时代是一个浅阅读的时代，由于信息的海量丰富，它可以直接提供很多所谓的结论。以前我们要想了解一件事情的结论、了解一个知识，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背诵、思考、分析和研究，才能找到答案。现在各种答案直接体现在网络上，就影响了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思维习惯，他们不愿意再去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过自己的整理分析研究判断得出结论，而是直接在网络上寻找答案。浅阅读的时代表现为人云亦云，看到一个说法就当成结论，很容易被煽动，看到一个问题不究真相，不究根由，不加以分析，带有起哄式的狂欢，或者叫狂欢式的起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社会事件、很多知识、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往往是不能挖掘出真相的，公众获得的信息往往是错误的。很多事件在网上引发喜悦、愤慨、暴怒，其实，网民得到的信息并不是全部，而是片面的。网络时代，我认为就是一个PS的时代，很多的信息都可能被人为地修理过，然后再被快速地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歪曲，离真相越来越远。我在《舞者》这部小说里，写了“任何事情都有真相”，因为真相是客观存在，“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清者自清！”这就是说，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在一个浅阅读的时代，在一个说话可以很随意的时代，在一个可以说真话也可以说假话、真话和假话都很难考证、都不一定非要负责的时代，我做这样的题记，实际上不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经验，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现实，是很多人都熟视无睹的一个社会现实。

在中国，法律上长期以来并没有规定无罪推定，人的思维习惯上是不做无罪推定的。当别人指责一个人的时候，哪怕指责得非常荒谬、漏洞百出，公众还是容易相信、容易被煽动；而指责你的人，哪怕提不出证据都没有关系，他不需要支出任何社会成本和个人、名誉、法律的代价，不需要出具任何证据，他只要指责你，就能够产生吸引眼球的作用。而被指责者是必须要拿出很多证据来证明清白、洗脱自己的。我们看到这几年的判例上，被诬告的人也是要承担举证责任的。比如说，一个青年去扶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说是你撞的我，法院就要求青年人去寻找没有撞老太太的证据，也让老太太去寻找青年人撞她的证据，双方找来的证据，都无法让法庭确认是撞了还是没撞，所以法庭的判决是双方各赔50%。这样的判例出来，是对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观、价值观、行为选择的一个巨大的引导。也就是说你告我，我要举证自己是清白的，当我无力举证自己清白的时候，我就只能是负有过失、被法律认为有过失，这是制度的安排，这种安排也贴合了大众的普遍心理。当别人造你谣的时候，大家首先是相信，你要想还真相、还自己于清白，你必须自己举证，哪怕攻击你的人、造你谣的人完全没有证据，你也要自己去找出证据来证明清白。比如说，别人说海岩的东西是我写的，他哪怕没有任何证据，我只要不举出证据来，社会上的人就会认为海岩的东西是别人写的，或者有可能是别人写的，到底是不是别人写的没有定论。这是社会上一个很可怕的制度安排和思维惯性。我个人是有感而发，但像我这样类似的，有理说不清的，或者一时拿不全证据的，或者被网民出于某种社会情绪所引发的口水完全淹没的，那些真相是很难被公众认知的。据我所知，我们熟知的许多有定论的事，都不完全像网络的口水风暴说的那样，其实都另有因果、另有真相。

郑义顺：网络时代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自我表达甚至一夜成名的机会，你怎样看待出名以及成功与出名之间的关系？

海岩：网络时代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出名容易出名快，但是名人的改朝换代也非常快：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两天。过去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现在是一两天，今天你红明天他红，公众的注意力和关注点会转移得非常快，娱乐的热点层出不穷，后浪推前浪。什么叫成功呢？这里有个价值观的问题。由于多数人的认识和价值观已经沦为有钱发财就是成功，不管你的手段、来源和过程，只要你发财了，你获得了财富，你就会被认为是成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达到目的而不问过程，都成为一个很常见的社会现象。按我们原有的价值观，成功肯定是要符合社会美誉的，要符合大多数人的传统公众价值观，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我们提倡的价值观和社会上现在奉行的价值观有点脱节，许多人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地出名，出名后就被多数人认为是成功了。其实应该看到，这些人是挣到钱了，但社会美誉度比较低，而且可能比较短暂，不能为他持续的成功奠定基础。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成功与出名已经越来越不成正比。拿娱乐圈来说，许多很出名的人，一部好的作品都没有，他可能炒炒绯闻就出名了，对文化和艺术的贡献微乎其微，但他非常出名、非常能挣钱、非常受关注，财富的积累非常迅速，很多人可能认为这就是成功。我个人并不赞成以金钱的多寡和财富聚拢的速度来认定是否成功。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把这样的一种成功去加以认同与推广，但除了制度安排上有一些缺陷之外，公众对这件事的认识也是非常荒谬的。有一个采访，随机问了很多普通人：你是在意一个演员的演技还是他的人品？大多数人随机回答说：我在意他的演技，他只要演技好，让我得到愉悦满足，他个人的人品跟我无关。这与我们过去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的社会需要综合地去调整。一个国家从穷到富，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从落后的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我们付出的代价比较大，这种代价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中国现在国力强盛，GDP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是否有自尊、是否受尊敬，不能只看国民经济的指标，而是应该重新梳理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梳理我们社会的基本标准，这个标准可以从法律、规则、舆论、思想和学校、家庭、单位等各个层面共同来体现，否则这个社会容易腐烂。

郑义顺：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你认为是什么在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海岩：我觉得幸福是相对的。我曾经说过，当代人吃一桌满汉全席和古代人拿到一根肉骨头，幸福感可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幸福感的问题。你给李嘉诚换一套大房子，他不一定感到幸福。但是给缺房子的人，就是一种巨大的幸福。所以我觉得人要取得幸福，首先要解决自己幸福感的问题，要解决幸福的标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