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对自己的诗句已厌恶 创办《今天》与妹妹的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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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今天》
与妹妹的死有关
不能简单地说能不能用改良来代替革命,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书生的空泛的议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羊城晚报:您在2004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失败之书》,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书名呢?
北岛:在现在这样一个所谓商业化时代,人们特别强调成功。但我认为成功和失败都是相对而言的。我这个失败其实和商业化时代没有特别联系,这是我对人的一个命运的认知,我觉得人是在一个不断失败中往前走的,如果没有失败人就不可能有进步。就我个人也是在不断失败中———捣乱、失败,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羊城晚报:您是一个有悲观倾向的人吗?
北岛:这个问题就如跟讨论失败与成功一样。什么叫悲观?什么叫乐观?我觉得我对人类整体的处境和前景是悲观的,但是我在做具体事的时候又是乐观的,所以很难说我是悲观或乐观的。比如像诗歌节,虽然我对诗歌整体的趋向是悲观的,但是并不妨碍我一步一步来改变这个现实,所以悲观、乐观不能简单地去概括。
羊城晚报:在上山下乡的时代,您的妹妹因为救人不幸遇难,这件事对您的人生观有影响吗?
北岛:当然。我天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妹妹的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后来,我参与创办《今天》杂志等都与我妹妹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一个生命好像转化了,就是我妹妹的死转化成了一种生;后来我决定走出去,第一步就是办《今天》杂志,当时是冒很大的风险,是和我对生死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有关系,原来一般人胆小都是惧怕死,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从我妹妹1976年去世到1978年两年的时间,我个人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在妹妹的悼词中写过,迎着什么去死,就是有一种赴死的决心,但具体做什么并不知道。所以1978年政治松动以后,我们觉得在文学上有一种可能性,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契机,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我妹妹的死使我变得坚强和无畏。
羊城晚报:同样身在美国的李泽厚和刘再复合作出了一本书《告别革命》,其中提到告别革命的问题,您对革命和改良怎么看?
北岛:我其实不是太同意他们这种观点,革命不是告别就可以告别的,革命有它的一个社会基础,有很多原因,它有自身的逻辑。比如中国革命,是和1840年后100多年来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有关,外侮内乱,民不聊生,是在这么一个基础中诞生的。比如像农民造反,也是官逼民反,从历史上看李自成的革命,还有太平天国,这些革命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不能说我们想告别就告别,革命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能不能用改良来代替革命,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书生的空泛的议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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