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更关注“社会新底层”

中国青年报：听说这些年，您在家接待了很多进京寻求法律援助的农民。您为何对他们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于建嵘：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亲戚。有一次，我在广东演讲，有个听众说：“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会站在底层立场说话呢，你应代表自己的阶层说话。”我当时指着台下一个快60岁的妇女说：“她就是我的亲姐姐，在湖南下岗了，现在在广东当保姆。她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演讲，求东家给自己3个小时的假来见我的。这就是我的阶级，我正是代表自己的阶级在说话。难道我帮自己的亲人说几句话也错了？”

中国青年报：对于这些人申诉的问题，您是否能帮忙解决？如果不能解决，您怎么办？

于建嵘：这些申诉人的组成情况很复杂——有些是受了冤屈没地方伸张的，有的是问题解决了还依然来告状的，还有一些人就是想找人说说心里话。对于很多外地来的农民，我有时会给他们几十块钱，让他们自己解决一顿饭。有两个上访很多年的老太太，只要我在北京，每周日早上都会来我家和我说上两个小时。其实她们并不很在意我听不听。有时她们说的时候，我该上网上网，该看书看书。她们说完了，感到高兴了，自己就走了。

中国青年报：在您所关注的人中，除了这些寻求法律帮助的农民，还有什么人？

于建嵘：从目前情况来看，我更关注“社会新底层”。这个群体成分很复杂，不仅有失地没有获得合理补偿的农民，还有失业工人、“蚁族”、“农二代”、城市打工者、小手工业者和山区教师等。

在这个阶层中，如今，底层知识青年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问题。他们主要由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见识，但没有被纳入国家体制内，没有稳定工作，生活漂移的年轻人组成。这些年轻人大体上分三类人：一类是生在城市，大学毕业后无业在家“啃老”的城市青年；第二类是生长在农村，进城念大学，毕业后无业，有的进入城市做“蚁族”；第三类是“二代农民工”和“农民工二代”等。

中国青年报：据有关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46.6%%，且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但是，大量外来务工者并未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也没有充分感受到城市化带来的成果。这是“社会新底层”产生的主要原因吗？

于建嵘：有很直接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在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相对迟缓的情况下，党政机构占有社会的主要资源，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和方向。而目前许多行政策略和社会政策，客观上造成了社会财富逐渐向少数人积聚的状况。于是，在我们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富者更富，有权者更有权，有权就能也变富，都是大家常见的现象。但我们忽视了雪中送炭。很多工人和农民及其他一些社会阶层，没有均等地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社会结构出现巨大的断裂。所谓“社会新底层”由此产生。

中国青年报：这些“社会新底层”与农民工有很大区别。在您看来，他们的主要生存困境是什么？

于建嵘：底层知识青年与农民工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对生活的预期值不一样，认知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对于一些底层知识青年而言，在面对自己的困境时，他们会想到腐败问题，会进行利益比较，会去追问一些制度上的问题。长此以往，他们可能会对人生冷漠，产生消极情绪。

传统底层民众经济贫困，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低，个人能力低。而“新底层”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正规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但是收入不高或经济压力较大。他们身居城市却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福利。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甚至正在被边缘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政府和整个社会抓紧研究、解决的新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有新的社会应对政策，就像解决30多年前的返城知青问题一样。

以网络为基础的全民参与已成为中国民主的力量

中国青年报：11月1日，您发的一条微博说：“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700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这条微博被转发了5000多次，网友评论达3000多条，媒体的跟进，把它演变成了公共事件。

于建嵘：他对我发火时，应该也没想到事情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只有当传统媒体介入时，微博才具有了更强大的传播力。其实，我当时的愤怒并不是针对他个人的。我对他没有太深的了解，主要是对类似的执政理念和行为感到不满。

中国青年报：您的微博才开通两个月，“粉丝”数就飙升过14万人了。我还注意到，您经常在深夜或者清晨发微博。

于建嵘：呵呵，感觉有点“微博控”了。

中国青年报：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好在哪里？

于建嵘：网络的影响力确实越来越大。在过去，往往是我们跟着媒体走，根据媒体对社会的关注点来发表言论。现在有了微博等网络平台，发言者有时甚至可以引导媒体。现在很多人通过微博获得了话语权，很多公众人物也是如此。但是，话语权不能乱用，否则反而会让自己失去公信力。

中国青年报：网络舆情和网络民意现在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重视。您认为微博等网络新媒体，会对政治生态产生怎样的影响？

于建嵘：在信息时代，我们也许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以世界政治文明为旨趣的“训政”。而实现这一点的决定性力量，也许就是掌握信息技术并具有批评意识的广大民众。

我相信，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我们的社会已经产生了民主的力量，这就是以网络为基础的全民参与。重要的是，如何让这些力量形成合力。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在网络时代，地方官员不能无所顾忌了，他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可能带来的问题。

于建嵘：网络这种新科技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可以找到政治发展之路。有些问题发到网上，成了网民的议题，在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后，这些议题就会转变为公共事件。那时，官员的上级领导就会有压力，于是会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这种舆论压力，对社会权力的执行过程和方式产生了影响，可以缓解公民与政府的紧张关系。

当然，这也为各级官员更好地了解民意提供了方便。我最近一年四处演讲的主要目的和作用，也是为了让官员更多地了解老百姓的想法，使他们的行为更加符合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