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于建嵘在农村调研。

10月22日，重庆市永川区在五间镇开展“永川区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联合接待人民群众来访”活动，当日共接待来访群众141人次，处理群众反映问题108件，内容涉及土地征用、低保和五保等方面。陈仕川摄（资料图片）

11月25日，于建嵘教授在北京大学给50多名乡党委书记讲了一天的课。晚上10点，他赶到北京西客站，等候开往山东聊城的火车。那里，还有一群党政干部正盼着他的到来。

据说，于建嵘是2010年中国最火的教授之一，他不仅是搅动网络的“微博红人”，还是市县一级干部点名要求授课次数最多的教授。对他来说，马不停蹄地前往各地演讲，已是一种常态。今年以来，他给各地党政干部的演讲已达100多场，听者上万，有时每周演讲超过三场。

除了给官员讲课，于建嵘在京郊宋庄的四合院里，还经常接待进京寻求法律援助的农民。在他的书房内，有两排靠墙的书柜，里面满满地装着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共计4万多份，覆盖全国2000多个县。早在“瓮安事件”发生前四年，即2004年，于建嵘就收到过瓮安逾千群众有关征地的举报信。为此，有人把于建嵘收集的档案，称为“地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

对于当下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对于自己如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于建嵘，有很多话要说。日前，他在北京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除了不停呼吁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中国青年报：据说，您在某省给公安局长们讲课时说：“你们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送精神病医院，会有报应的。”他们中有人站起来鼓掌。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有时您骂得越凶，有些挨骂的反而越喜欢您呢？

于建嵘：我给基层官员讲的，都是最浅显易懂的道理，没有高深的东西，他们都听得懂。有一次讲课，我说：“以后你们领导叫你们强拆老百姓的房子，你们能不去就尽量不去，能不动手就不动手，不要为了升迁去当先锋。如果让老百姓打死了，我告诉你们，绝对是白死了。如果有谁敢给这样的人开追悼会、评个烈士什么的，我会同全国网民一起骂死他。”他们听后都笑了。

中国青年报：您一方面在课堂上呼吁地方官员“不要去强拆老百姓房子，不要强占农民的土地”，一方面又感到这种演讲的效果有限，那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演讲呢？

于建嵘：因为除了不停呼吁外，我没有别的办法。我认为，总要有人出面，把一些不同于这些党政官员平时所思所想的东西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够换一种思路，用将心比心的态度，看待目前的官民冲突。这种演讲比他们看我的文章更直接。而且，面对面的讲课与上电视台讲课不一样，通过交流互动，我可以看出这些官员在想什么，了解他们有什么困惑，判断什么观点对他们有价值。这个过程相当于我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对我搞科研很重要。

中国青年报：有没有什么地方的“一把手”，听完您的演讲后，进行了反思和改进？

于建嵘：有好多。广东省云安县请我去作了一个报告，我讲到农民利益问题、拆迁问题和农民组织问题。县里的领导认为有道理，后来还派了一位副书记来北京，与我们讨论农村发展问题，由此调整了许多决策。比如，他们现在更加重视保护农村社区的原始状况，不会为发展而乱拆乱建，还建立了农民社区组织。这些做法，现在成了广东省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经验。

我在山西省忻州市做完演讲后，市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特意找到我的房间，说和我谈一谈。谈了以后，他说：“于老师刚才讲得很对，我们有些东西确实需要改变了。”他还说，要请我到当地农村发展问题比较多的县去演讲，并且当天就开始安排了。

湖南省长沙县也请我去演讲过。讲完后，他们的确改变了很多观念。长沙县宣传部副部长给我发短信致谢，说“豁然开朗”。他们后来在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时，还借鉴了我演讲时提到的广东云安的案例做法。

中国青年报：省部级官员与基层官员在听课时的反应有什么不同吗？

于建嵘：省部级官员对一些案例特别感兴趣。由于我讲的主要是基层的事儿，而一些省部级官员对基层的部分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对他们来说，听讲座可以了解基层情况。而基层官员，特别是县、乡干部，对讲座内容的反应更热烈。大多数县委书记能接受我讲的内容，不过也有少数几个坐不住，他们觉得如果照我说的那样做了，会影响下级完成工作任务。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当前农村社会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于建嵘：在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由于利益驱动，少数地方把侵占农民土地，作为获取利益和政绩的重要手段。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被征的地约有1亿亩，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2万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有5000万~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他们有的成为城市居民，还有近一半的人没有工作和保障。

目前的土地纠纷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经农民同意强迫征地；二是补偿过低；三是补偿低不说，还发不到农民手中；四是补偿款被贪污挪用。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而土地问题涉及巨额经济利益，这就决定土地争议更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