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古城毁了就是毁了，是不可能重建的。现在的北京和别的亚洲大城市还有什么区别，不过是现代化博物馆中的一个新标本而已。

不仅我这样的异乡人在自己故乡迷失了，所有不聋不傻的中国人全都在自己故乡迷失了。

□北岛（诗人、作家）

□林思浩（出版人，任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林思浩：在新书《城门开》的开篇中，你引了一首童谣——城门城门几丈高，城门城门开不开……你的北京记忆是从哪里开始的？

北岛：让我们先看看这首童谣：“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上的什么锁？／金刚大铁锁！／城门城门开不开？／不开不开！／大刀砍？也不开！／大斧砍？也不开！／好，看我一手打得城门开／哗！开了锁，开了门／大摇大摆进了城。”开篇我只引用了童谣的前一半。在我看来，开不开，从外开还是从里开，完全是两码事。序言以“我的北京”为题，也就是说记忆才是这城市的主人，而记忆恰好是从内部打开城门的。

林思浩：你的文章是回忆，其中有没有用文字“修复”一座“被毁掉”城市的心意？

北岛：与其说是用文字“修复”，不如说是“哀悼”。我希望读者不要误解，以为我在美化我童年青少年时代的北京，其实那是一个缓慢的毁灭过程，只不过远没有到后来这二十年的疯狂程度。或者可以说，我是即将消失的北京的最后见证人之一。我猜想，一个1990年代出生的孩子，大概认为北京就是现在这样，天经地义，一个古城只是谣传而已。其实根本不止是北京如此。前几年也去过我的祖籍湖州和绍兴，以及上海、苏州，我相信这种毁灭是全国性的。特别是绍兴，那是我头一次回老家，失望之极。哪儿还有鲁迅笔下的那种韵味儿？就连鲁迅故居都像是仿造的。我认为，不仅我这样的异乡人在自己故乡迷失了，所有不聋不傻的中国人全都在自己故乡迷失了。

林思浩：中国文化史上也有一些用回忆来复原文化名城的例子，一代文物的倾毁反而成就了文学的不朽，文学又反过来令文物增添了传奇的吸引力。你怎样看待这种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北岛：我既没有文学不朽的野心，也没有考古热情，何况北京作为城市算不上什么文物，人们至今还住在其中。我只是希望我们从紧迫的节奏中停下来，哪怕片刻也好，反观我们的生活，看看在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写此书的另一个目的，是借助文字追溯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我生命的开始，很多事都是在那时形成或被注定的。这与政治无关。从某种意义来说，政治是抽象的，我写的却非常具体。

林思浩：佛教说，末法之后，会有弥勒佛重新降世。如果以这作为比喻，你认为中国的文化还会有再生的可能吗？

北岛：借用佛教术语中的“末法”，对于基本上是世俗社会的中国，容易引起误解。中国的问题本来就复杂，放在世界的棋盘上就更复杂了。对于一个古老文明再生的可能，我是比较悲观的，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先例，苟延残喘就不错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于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人，只能相信中国文化与文学起死回生的能力。这是作家的信仰。

林思浩：你在写作 《城门开》时是否想过在北京这座城市和您的生活间做一区分？哪一部分更令您着迷？

北岛：就我的成长经验而言，城市与人事是不可分割的，有某种镜像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并没有刻意写城市，而所有大小事件都折射出城市的变迁。至于说哪一部分最让我着迷？细节。正是个人的可感性细节，如同砖瓦，让我在纸上重建一座城市。

林思浩：光和影，味道和声音，你一开始三篇写的这些显然都是难以言传的细微之物，这些能说是悠长岁月仍留在你身上的感受吗？这种类似于化学作用的感受对你接下来写到的人物和情节发挥的作用大吗？

北岛：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细节的时代。我在大学教散文写作，让学生写写他们的童年，发现几乎没人会写细节。这是非常可怕的。意识形态化、商业化和娱乐化正从人们的生活中删除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记忆，而细节是非常个人化的，是与人的感官紧密相连的。正是属于个人的可感性细节，才会构成我们所说的历史的质感。如果说写作是唤醒记忆的过程，那么首先要唤醒的是人的各种感官。这也就是你提到的化学反应，与诗歌中的“通感”近似。以这三篇开头，是为了让感官充满开放，甚至强化放大，这是我的记忆之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