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文革记忆”

歉疚难平，自觉书写保持警惕

羊城晚报:我注意到你们的作品里，很多都涉及到“文革”内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结？

余华:“文革”是我们的童年经历。童年经历对一个人来说，尤其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影响是最大的。

毕飞宇:我写“文革”是一种比较自觉的行为。我刚开始写作时，并没想到要写这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常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对那段“文革”经历，时常保持一种警惕和恐惧。一个人，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都不愿意这么不体面地生活。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不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我们村里的方言是把爸爸称为“伯伯”，但我由于家庭原因，我是叫“爸爸”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爸爸的名字就叫“爸爸”。忽然有一天，在我家门口贴了张大字报，有个名字被打了叉。有人跟我说，这是你爸爸的名字，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是从大字报上知道的。这种羞辱真是刻骨铭心。

刘醒龙:我们这一拨人，对于“文革”一直怀着忏悔的心情。虽然我们在那个时代都没干什么坏事，但是，这些歉疚和负罪的情绪，是难以平复的。我觉得我有责任在自己的作品里记载下这些感受。

毕飞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文革”记忆的电影，虽然在美学上我认同它的好，但是在感情上却一直不能认同，因为电影里对于“文革”生活的诗化，总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质疑“打工文学”

命名模糊，以作者身份界定么？

羊城晚报:广东近年来出现的“打工文学”很活跃，怎么看这种现象？

毕飞宇:我认为“打工文学”这样的界定很模糊。现在争议也很多。“打工文学”是指打工者写的文学的话，那么打工者要是不写打工生活的作品，也是“打工文学”吗？我去年的一长篇小说《推拿》，是写一群盲人按摩的生活，出版之后，就有人认为是“打工文学”。其实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只是想写我熟悉的一群人，跟打工一点都不相关。如果真要从作者身份来界定“打工文学”的话，我想，除了专职作家之外，有一份工作、进行业余创作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算是“打工文学”。

批判书籍推广

国内书评，我基本不会去相信

羊城晚报:现在国内对于书籍的推广，花样很多，比如说在每本书上套个“腰封”，以最吸引人眼球的话语来推销书，这些做法有效果吗？

余华:我从不相信“腰封”上的话。这些都是哗众取宠的一种方法。我记得最逗的一个“腰封”是作家刘庆邦出的一本书，是写中国煤炭工人挖红煤的题材，就因为是红色的煤炭，所以“腰封”竟然就写上了“中国的《红与黑》”，太荒谬了！

苏童:我们的名字也多次被放在“腰封”上，以一种知名作家的身份推荐书，实际上，我们的名字都多次被盗用了，有的书我们根本就没看过。

余华:相比中国而言，西方对于书的推荐和评价，都相对公正。据我所知，德国、美国的出版社每年都有两次出版会。比如著名的出版社———蓝登书屋，开出版会的时候，从各类书的编辑到印刷到发行等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把报上去的几百本书稿全都看完，然后进行讨论、投票、排名，最后，才能决定一本书出版发行的命运。

毕飞宇:法国《世界报》星期五固定的读书版在读者心中具有很高的信任度。很多法国人是不逛书店的，他们就信任这个读书版，按照他们的推荐直接去买书。还有法国的影评人，更为严格，如果有某个人出于某种私心，推荐一些不好的影片，经过市场检验，连续两次出了大偏差，那他评论资格的就被取消了。国内的书评，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但我基本不会去相信。我在国内选择阅读的书籍，很大程度是靠口口相传，靠朋友间的口碑。

羊城晚报:在市场冲击下，国内的小说出版也日益商业化，这对作家出书是否影响很大？

毕飞宇:据我了解，国外的成熟作家都有经纪人。我想，中国的图书市场要正常和规范起来，经纪人必然是会出现的。目前，时候还没到，因为图书经纪人面对的环节很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信任危机，那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刘醒龙:图书销售渠道也很混乱。出版社的书发给书店，卖不掉的书退回———有的书店要装修，它就会一下子把书全都退回出版社。这对作家出的书是很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