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最好时刻”

所谓“最好”，禁锢少写作自由些

羊城晚报:最近，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刻”，这个说法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争议，认同这句话吗？

余华:我觉得王蒙这话没错。我认为现在确实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因为我感到现在的文学环境在逐步变得宽松起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所谓“最好的时代”，我想，应

该就是写作自由和发表自由的时代。我在1987年、1988年发了很多小说，并不是我在这两年写得特别多，而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以前写了发不出来的。这些小说发表不出的原因，不是因为小说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内容主题与当时的政治风不一致，这真让我当时感到文学创作道路上暗无天日。但是自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很多禁锢都没有了，中国文学的好阶段也到来了。

苏童:王蒙过去因为写《一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打成“右派”，相比起这样的遭遇，他感到现在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我确实可以理解。当然，这个“最好”主要是指文学的环境、思想的解放，并不是指当下出现了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品。我认为最好的作品是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下判断的，要留待后人评说。很多经典的伟大作品，都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才被重新认识。反过来，当下好的作品，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就不值一提了。比如说，在一百年前，法国文坛被公认的最伟大的文学英雄是夏多布里昂，但是现在谁也不这么认为了。时间是检验作品的重要因素。

刘醒龙:出现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要比出现一部好作品更重要，这不是少数作家在享受，而是整个民族都在享受。但是，我认为政府对文学的管理还有待完善。比如说作协的机制问题。

作协成立之初，是考虑到作家写作太忙，而由政府请几个“管家”帮忙打理与写作有关的日常生活，谁知几经异化，大多数作协机关越来越衙门化了，就连小小的科长处长，其地位都在有成就的作家之上。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另外，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在胡说八道。比如我们湖北作协前年换届，一个还没有加入作协会员的人，他的作品谁也没读过，忽然某一天，一纸任命就要来当作协副主席。在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我当时坚决反对，但是最后选票得出的结果，居然还通过了。我认为任命这样的领导，必须要一步步进行，按照章程办事，这是对作家最起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