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团队日益受重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饶宗颐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出资筹备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饶宗颐看到目录里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十的老人竟然落了泪:“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

这一幕触动了在场的施舟人。30多年后，施舟人成为中国国家汉办“‘五经’国际研究与翻译项目”的主持人，这个项目聘请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42位相关领域的杰出学者，计划在3 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其后将组织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其他8 个语种的翻译。

与西方汉学研究的“釜底抽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国际化的研究平台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合作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最近获得立项。该项目将推出“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同时在美国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文学术杂志。在这个项目团队中，资深的美国翻译家将成为重要的成员，而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青年学者也将勇挑重担。

对青年汉学家的培养和支持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福州大学等多所高校成立了青年汉学家研修基地、国际汉语推广中心和师资培训中心，而这些项目无疑为青年汉学家的学术成长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大的平台、更多的资源。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翻译、研究和传播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努力能够完成的，中国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传播也不仅是中国人的事。中国文化研究和传播平台陆续出现，国际化的研究团队也渐成趋势，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有生力量。

文化高度决定传播效果

如何促成汉学传人的培养呢？

施舟人表示，世界各地学中文的人虽多，但中文教学主要强调会话，大多数人的中国知识水平还有限，尤其对文言文掌握不够。学习中国文化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基础，翻译中文典籍更是如此。

作为传播主体的汉学家，仅有优越的客观条件还远远不够，顾彬用他自己的经验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在青年时代偶然读到庞德翻译的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他也许不会迷恋上中国文学，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汉学家顾彬。“40年来，我把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在近著序言中，顾彬写道。这句话并非煽情:心中没有持久的爱，谁会四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研究中国文学这一德国大学的冷门学问？

施舟人认为，西方人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源于对中华文明的兴趣，是人文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同时，中国文化的传播也是世界文明的需要:“文化也如同生命物种，只有保存不同的文化基因，只有多重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才更有生命力，才能永远充满活力。”

一位中国专家表示，中国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传播的手段，它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文化自身所能达到的高度，取决于我们文化对于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否则，我们的文化传播，就可能在“传播什么”上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