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和传播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努力能够完成的。中国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传播也不仅是中国人的事。

中国文化研究和传播平台陆续出现，国际化的研究团队也渐成为趋势，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有生力量。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对欧美较有影响的中国主题图书作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这些中国主题图书的作者,多是外籍人士，这意味着，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其实往往并非中国人。

这不难理解。外国人的翻译、研究和介绍，更容易为其所在的社会所接受，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不但得益于他们语言和文化优势，同样得益于他们的文化身份和话语公信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三个月，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让世界看到了这片古老而沉重的土地上蓬勃的生命力。斯诺的同胞费正清，其中国研究影响了西方学界乃至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观念，从而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中，我们既需要呼吁培养像杨宪益那样大师级的文学翻译家，但是，又绝不能仅依赖于此，某种程度上说，汉学家可能更为重要。

然而，对于古老博大的中国文化而言，目前这样的汉学巨擘显得少之又少，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仍然显得有些局促和边缘。

汉学家越来越少了

在不久前的2009世界汉学大会上，会场里的一幕给记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来自世界各地的70多位汉学家，白发苍髯者占了多数，年轻学者则屈指可数。

这种印象频频得到印证。在德国学习工作过多年的方维规教授感慨道，近年来，欧洲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但大部分人是想同中国做生意。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人却越来越少，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学者则凤毛麟角。

眼看着同事纷纷转行，德国汉学家顾彬近年来深深地感到自己所在领域的冷清。在他开始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周围的很多人都劝他放弃，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主持编写了皇皇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有人甚至说，这也许是座学术“孤峰”。

瑞典汉学家施舟人对这种现象也颇有同感。他分析指出，“要达到一定的汉学水平，需要经过很多年的培训，如今西方的大学不再鼓励这种长期性的学术研究，甚至力图把它淘汰。即使是欧美的老牌大学，也尽量削减基础研究经费，转向时尚的管理与服务专业。这样，新的汉学传人很难造就，汉学这个规模不大但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曾有过很大作用的专业也很难继续存在。但愿这个不幸的结果不至于出现，这是许多老一代汉学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