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考试，核心就是死记硬背，很低级。”初中毕业，吴又因成绩优异被当地最好的高中的所谓“超常班”录取，然而，很快他又恢复了原形。

“夜场看录像，听摇滚，踢足球，鄙视校报上的才子，开始写诗。”那时诗人汪国真如日中天，读顾城的人寥寥无几，吴又有一次去图书馆借书，突然翻到了一本很破很旧的书，上面全都是“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这让他激动不已，“因为我自己写的诗歌，也是对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进行描述。”

高中毕业，吴又到武汉上大学，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主要由运动、泡妞和旷课构成。每逢考试，临时突击总能勉强过关。大学毕业时，家人希望他能去国企工作，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上班族，吴又自作主张，他想走自己的路。“当时同学们都在为前程发愁，我让一个同学代我买一张到上海的火车票，他以为我要到上海去工作。”后来那个同学告诉他，到上海的火车票已经售完，吴又当即回答:“那就买一张到北京的票吧。”

就这样吴又到了北京。不久，他找了一份高薪的IT工作，并很快在北京纠集了一堆文学新青年，其中包括《散装麻雀》的作者张羞，诗人乌青、竖。大家在一起喝酒聊诗，住在北京一个叫“九棵树”的地方，过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有钱同花，有饭同吃，有酒同喝。租的房子平时总有十几个人住在里面，差不多是当时的北京诗歌青年的圣地。”吴又说，“那个时候朋友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我，因为就我是有工作的。”

耐人寻味的是，年轻的吴又们尽管喜欢写诗，但极少投稿。“写诗的投稿，只有《诗刊》这类刊物。在这种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诗，那时候都觉得挺没劲的。”在北京度过了两年“乌托邦式的诗歌生活”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吴又离开北京，移居石家庄，又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退休式生活”:在石家庄的两年，他什么也不干，绝大多数时候睡到太阳满窗才起床，然后买菜做中午饭，傍晚时分就去散步。“那两年我过的就是无所事事的生活，我家里人对我很绝望，觉得我22岁就开始这么过日子了，不对。但我觉得我没什么不对。”靠之前的少许积蓄，吴又两年啥也没干。“我很少缺钱，但是很多时候不想去挣钱，总是觉得只要有口袋里面的那一点钱够生活就行。”

2004年，吴又重返北京，在成都“非非”诗人杨黎的介绍下，进入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工作。这家先后以《中国可以说不》《历史的拐点》《卡尔威特的教育》等畅销书掀起市场风波的图书公司，其负责人张小波，上个世纪80年代即以诗歌闻名。吴又坦言，同为诗人的张小波对自己进入出版行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2005年，吴又离开共和联动，到广州创业。一边创业，他一边深深震惊于出版行业的落后，“没有品牌、没有营销、没有思想、没有希望”，他觉得大部分做出版的人都已经落后于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就在广州，又因为诗歌，当时26岁的吴又遇到了31岁的华楠，后者不仅写诗，而且有丰富独到的营销经验，曾全程营销了三精蓝瓶、田七牙膏、晨光笔、黄金搭档等众多国内著名快消品品牌，并在上海拥有一家在营销界名气甚大的咨询公司。吴又和华楠两人相见恨晚，见面不到一周，吴又就从广州再度杀回北京，与华楠共同创立了北京读客图书有限公司。读客成立三年时间里，他们成功推出《流血的仕途》《藏地密码》《黑道风云20年》《我们台湾这些年》等畅销书。其中《藏地密码》以匪夷所思的速度攀上各大书店畅销榜，成为年度最火爆的系列畅销小说，该书作者何马也藉此登上2008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

“读客在过去两年所出版的单行本图书，单册平均销量超过20万册，而行业平均水准是6000册。”对外界来说，这一直是个谜:为什么读客总是能让那些从来没有出过书、毫无名气的作者，一夜之间爆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读客成为新畅销书作家的“孵化器”？

吴又斜着身体，向《怀尧访谈录》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主要是因为读客的创始人都写诗，写诗让我学会做生意，有利于我们认清世界的本质。读客对每本书的理解，都与我对诗歌的理解一脉相承。”

“写诗让我和词语之间保持了一种纯粹的关系，让我对‘词语’极度敏感。我知道什么词语能够影响消费者，甚至我知道对于商业而言，‘词语’都是有标价的，‘西藏’的标价，比‘荆州’要高，‘美国’的标价，比‘巴基斯坦’高。做任何生意，都要先选对词语，词语值钱，生意才值钱。”吴又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