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王蒙、丁玲

记者:你刚才提到鲁迅的标准，和他同时代的张爱玲的作品，你如何评价？

顾彬:张爱玲非常好，那当然了。但是很麻烦的是，她的一部分作品是英文写作，后来她自己翻译成中文。她的译本和原本味道都不一样，区别很大。另外她用英文写，所以她的这些小说应该属于英语文学，不属于中国文学。

记者:华人，但现在非中国籍，他们的作品算不算中国文学？

顾彬: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比方说，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该不该包括海外华人的作品？包括那些原来在大陆但现在拥有了外国国籍的那些作家，他们还坚持中文写作。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包括了这些从大陆出来的作家，但另一些海外华人作家在我的著作中找不到他们，比如今天参会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张依苹，她也用中文写作，欧阳江河说她的文笔非常好，我应该介绍她么？她的作品属于中国文学还是属于马来西亚文学？这个问题让我头疼，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现在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大陆的作家作品——我认为，大陆和台湾应该统一，所以我把台湾也写入我的中国文学史里面。

记者:建国后，有些作家就不写文学作品了。像沈从文。

顾彬:我对沈从文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他的篇幅不少，他的文笔非常好。

记者:建国后的前30年，王蒙的小说算是比较有名。

顾彬:王蒙的作品我在德国翻译、介绍了不少。他1950年代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现在看，也是写得特别好。

记者:丁玲的作品呢？

顾彬:丁玲上世纪40年代写的作品，我们不谈她的英文水平有多高，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从内容来看，还是丰富的。我翻译、介绍了不少她的作品。

“我家里有当代中国文学的档案”

记者: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顾彬: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诗人多属于世界诗人。他们的语言、思想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在德国特别受欢迎的原因。你们的重要的诗人在德国都有出版自己的书。但是，你们的散文家、小说家和话剧家则不一定。中国小说家的小说，从德国来看属于通俗文学，所以真正的德国文人、知识分子、教授们，他们都不会看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小说。

说到中国文学的地位问题，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文学的概念都是非常小的，都是狭隘的。往往提到文学只谈小说，文学好像已经不包括诗歌，诗人都在社会的边缘。也可能，中国当代诗人的读者大部分都在德国，也可能是在我们德国反而能重视你们的诗，你们却没办法重视自己的诗。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如果单从小说来说，是很成问题的，但是我应该加一句话，我只能代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不能够代表中国外的其他国家的立场。

记者:你就能代表德国了么？在德国内部，对中国文学的评判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立场？

顾彬:很可惜，不是你说的这样。我原来希望，我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是错的。但德国报纸发表了我在中国说的相关话之后，无论是哪一个汉学家、无论是哪一个学者、无论是哪一个文人，不仅说我说得有道理，而且他们比我还可怕地更批判、否定中国当代文学。他们跟中国部分非常有名的学者一样，认为我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在进行一种斗争。一方面我应该告诉德国学者、文人，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工作。同时，跟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我应该为我自己辩护，我为什么这么做？批判我的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这是一个双面的斗争。

记者:什么动力支持你一直这么做？

顾彬:就是有这么一个精神。我的个人精神是，我不会放弃什么。

1974年那次来中国以后，我开始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以后我一直从事研究和译介的工作，在欧洲，恐怕也包括在美国，都没有一个人花这么长时间——三十多年，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我这样说是客观的，我不会吹牛。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如果我停止的话，太遗憾，因为我家里有当代中国文学的档案，里面有好多好多宝贵的东西，以后我都会给北京现当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