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睡衣上街的另一种“危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张念认为，“公民理性就是保持着一种在乎别人的存在，同时这种在乎是以相对冷漠的距离感体现的。??但睡衣是一种信号，取消了这种公共理性的距离感，这会让陌生人产生不适。”

近些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着装问题在城市中逐渐演化成修养问题。上海媒体和各级政府对睡衣问题的宣传没有停止过，但在世博的驱动下所做的劝导工作，力度明显要远远大于以往，争议也就更盛。

尽管居委会的人员在做工作时注意分寸，“不像警察管闯红灯的驾驶员那么严，板着个脸”。但在一些学者眼里，基层政府有组织的劝导活动，还是带有强制色彩。

在杨雄看来，穿睡衣上街确确实实不符合国际礼仪，是应该改的。但这也“不能说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不能上升到上海人的文明素养问题。有时候我们把它放大了。”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认为，居委会可以倡导不穿睡衣上街，但是无权禁止或变相禁止。虽然他本人坚决不赞成穿睡衣出门，但也反对强制或半强制性地禁止居民穿睡衣上街:“比如当年上山下乡，讲来不是强制性的，我劝你下去，给你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给你学烦了就同意下乡了。如果沿袭这东西，我觉得不好。”

张念则认为，传统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划出了两个边界，一是自愿，二是不构成对他人的伤害。这里的“他人”更强调的是公共性。就这两点来看，穿睡衣的危害性并不大。“至于政府机构，应该是公共性格的示范，而不是具体公民公共性格的强制塑造者”。

“世博会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一方面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依法执政的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居民的自主意识、主体意识。而不应该是政府管得过细、过死，包揽一切，那样社会和居民的自主意识就会萎缩。要充分发挥每个居民的积极性，以参与办世博而自豪。”胡守钧说。

在远离世博区域大约一两个小时车程之外的虹口区日新小区，早在去年年底上海世博会倒计时500天时，就根据自身情况，主动提出开展劝阻居民穿睡衣出门的活动。时至今日，居委会的负责人已经不愿再谈起此事:“我们现在主要工作不是这个，每(倒计时)100天有每100天的行动，我们是按照上面总体规划来的。现在已经到了"到马路上劝阻闯红灯"这个阶段了。”

而“睡衣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牌子现在依然矗立在齐八小区门口。保安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要一直挂到冬天呢，什么时候没有睡衣族了，什么时候才能撤掉。(作者:张蕾) (来源:四川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