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式之二是强调世博的严肃意义，以达到震慑的效果。

“世博会时，外国人参观完园区出来以后拿着相机到小区乱窜，很有可能到我们小区来。”“我们是主人翁”，“小事放到台面上来就是大事了”，不能给上海丢脸。

招式之三是利用熟人关系，注意说话方式。

“你要是太正经跟人家交谈这个问题，人家有时候不能接受的。”沈国芳说。对此，他的方法是“打岔子”+“开玩笑”。

比如，迎面走来一个穿睡衣的老熟人，沈国芳就会上前说:“哎，到什么地方去啊？”“买菜去啊？”“咦，怎么穿这个衣服出来了？”“以后不能穿了啊，这个衣服不好看，回去换掉。”兜了个圈子后回到劝阻穿睡衣的问题上来。

苏美芝更是会把工作做到规定时间之外。对一些首次劝说无效的居民，她也会私下里反复跟人家说，大道理小道理地讲;当然，口气很柔和，脸上带着笑容。

“国际大都市，最起码这一点，着装要做好。不是要你穿名牌啊，但要得体，里外要分清楚，这样更显示一个大都市居民的素质吧。”苏美芝说。

脱得不是睡衣，是自由？

“关侬撒题啊！(关你啥事啊！)”

“侬鼓力嘎多咧！(你管得太多了吧！)”

被问到对“睡衣睡裤不出门”要求的看法时，有些上海阿姨还是要跳脚的。

尽管居委会对现阶段的工作持肯定态度，但他们也不避讳承认，有些居民还是难以扭转习惯。

“这种事情根本就用不着这么夸张。开世博会每个国家都开，都要这么热闹、这么过分有什么意思啊！”与齐八小区只一街之隔的昌四小区里，37号楼的一位居民阿姨这样抱怨，语调里夹杂着些许愤怒和不耐烦。傍晚时分，她一身小熊睡衣打扮，脚踩一双皮质的带跟凉鞋，出门买了几个面包。而昌四小区和齐八小区所夹的昌里东路上，小超市、银行、服装店、西点坊、餐馆食铺、药店、文具店、菜场等等一应俱全，居民们只要走几步就能买到所需的各种物品。

很多上海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就在家门口买点东西，一定要那么麻烦换睡衣？想当年，电影《不夜城》里，穿着睡衣出门那是身价。设想一下:那位年轻的小姐只是出来买张彩票，难不成要换上工作穿的套裙;那位在国企办公室做事的先生只是因为赶上休息，想买份《大家》来看，不巧小区门口的报摊卖完了，他忘记自己穿着睡衣，穿过两个小街口来寻报纸;那位头戴发卡的中年大嫂，只是因为一个人懒得做饭，去菜场买点面，“不高兴再换(衣服)了”。

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让上海人脱掉睡衣，那就等于脱掉海派的范儿！他们穿睡衣出门的理由看起来合情合理:不走远的地方，不是出席正式的场合，不在外面停留太久。小区和周围生活设施的紧密结合也让这些理由显得无以辩驳。“要是真有人衣冠楚楚到菜市场超市，才会被另眼相看。”在他们看来，慵懒随性的生活里透着海派的余韵。

当穿睡衣的习惯久远而牢固，那就是一个文化的标签。旧社会，睡衣通常属于两个人群，一种是有钱人，显示悠闲;另一种是娱乐场所的人，比如舞女，显示风韵。建国后，睡衣逐渐普及。在70年代，上海睡衣上街一度成为城市景观，是追赶时髦的潮流，“睡衣漂亮”“睡衣显示我生活得比较舒适”是那个时代追赶潮流的人普遍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