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个中国人熟悉的例子，鲁迅。我们今天对鲁迅的认识就是，鲁迅忧国忧民，批判社会，写杂文，批判国民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鲁迅当年写这些小说轰动的理由，不只是因为他的社会批判，而日是因为他的形式。他根本是给中国文学带来崭新的形式。所以这就是现代主义跟左翼中间的一个隐秘的联系。那个联系的关键是想象力，我能不能想象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包括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和艺术上。伯格就是这一代人的殿军，因为他其实不是那个年代活跃的人，但是他看到那个年代，因为他早熟，他接上了那个东西。

C：那么到现在，所谓的左派是不是已经有所变化？原来的左派，面对的是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兴起，诗人和艺术家要为这个主体寻找新的语言。但是到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伯格的《抵抗的群体》一书如此解题：“我所谓群体意指一小群反抗势力。当两个以上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便组成一个群体。反抗的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缺乏人性。凝聚的这群人是读者、我以及这些文章的主题人物—─伦勃朗、旧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画家、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乡下人、古埃及人、对描绘孤寂的旅馆客房很在行的一位专家、薄暮中的狗、广播电台的一个男子。意外的是，我们的交流强化了我们每个人的信念，坚信今天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所说的相关话题往往是谎言。”我发觉修辞上面有一个变化，从前讲颠覆，讲革命；而现在变成了要聚集所有的多样性和所有历史性的东西，抵抗一种平面的、抹平一切的市场经济。这个时候所谓的左派，其代言的主体已经发生变化了。工人阶级不再作为一个历史的主体，而变成了全世界各地分散的、多样的、不同诉求的被压迫、遭损害的群体。读伯格新近的作品，与读他1970年代的《观看之道》，感觉很不同。曾经还有一个读者看完《抵抗的群体》之后问：伯格为什么要和马科斯副司令通信呢？

L：这种变化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他这种人是经历过几个时代的左派。到了今天的左派里面，仍然要讲工人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已经少之又少了。这是因为整个阶级政治在今天的左派里面被弄得很复杂了。首先是身份政治的冲击。1968年之后很大一个变化在于，女性主义来了，同志运动来了，环境保护运动来了，各种各样反抗运动的出现，很难把它们都说成是无产阶级。这个抵抗不再只是依据阶级的抵抗，还是依据某种身份的抵抗，直到今天这还是左派的一个大难题。身份政治的关键是要承认，你要承认我的身份，我的主体性。阶级政治强调的是再分配。Recognition跟Redistribution两个Re，谁重要？或者两个政治之间怎么协调？这是一个很难调和的东西。而伯格现在有这样一个转向，我觉得是因为他也看到了1989年之后，冷战结束，左派曾经被人认为没戏了，但是从2000年之后左派又有点回头了，就是过了十一年，左派又看到了新希望，这个新希望就是西雅图起义，WTO在西雅图开会遭到数万人聚几示威，从那时候开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个运动最好的总结，其实就是《帝国》那本书，他呼唤的不再是无产阶级工人主体，而是“杂众”(multitude)，多元的杂众。这些多元的杂众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诉求，除了工人运动之外，还有农民运动，还有各种的新社会运动，都夹杂在一起。大家不必然分享共同的利益背景，不必然有共同的阶级，但是大家可以串联在一起，因为大家的目标一致。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反抗全球化的经济政治秩序，就是要对抗这股抹平一切的力量。

所以伯格现在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跑去跟马科斯副司令对话，因为马科斯副司令被认为是这种运动的佼佼者，反全球化运动里面的一个英雄偶像。

还有一点就是他讲的这个“抵抗”。当然你可以问这个抵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都叫抵抗的话，那还有什么是不抵抗的呢。但我们要注意一点，所谓的左派还包括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用霍布斯邦的说法，左派包含一种精神气质，用英文来说就是ethos，气质的倾向、情感的倾向、伦理的倾向。左的ethos就是总是激进的。因为从字源上，我们知道左派是法国大革命国民会议里面坐左边的那一帮人，左边那帮人主张更平等的参政权，同时也更激进。从那时候开始，激进、不满现状、抵抗现状，就变成了左派的精神气质的传统。谁要是今天出来说我们现在很好，我们现在局势大好，这人一定不是左派。所以抵抗从来都是左派的一个关键词，右派是不抵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