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偏将《金锁记》的故事讲得九转三折，人物写得凌厉痛彻，让人读来不由嗖嗖几口冷气，掩卷后一声长叹。王安忆说自己最早是用一种“游戏的心态”、“一种消遣调剂的方式”来改编《半生缘》的。细腻的、感性的许鞍华给《金锁记》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效果。七巧的泼辣、低俗，焦媛都拿捏准确。

张爱玲，一个载入历史的个性作家；王安忆，一个低调扎实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许鞍华，一个家喻户晓的最佳导演；焦媛，一个享誉舞台的创作演员。这样四个女人，以原著、编剧、导演、主演的身份各就各位，共同奉献出一台舞台版《金锁记》。即便在金融海啸、人人心慌的时刻，《金锁记》在香港仍座无虚席，备受追捧，追加一轮。很快，它也会在深圳、广州和上海与内地观众相遇。

也许这听上去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成绩，当然也有评论说依照如此“豪华”的主创阵容，还应该更加震撼人心才对。

评价只有散场之后留待各自品味。我们现在只是想梳理一下，这个被誉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是借助了怎样几位女性之手，混合了她们怎样的个性与魅力，在诞生66年后从纸面一步一步走到我们面前，成为鲜活的形象、并将刺痛我们的。

张爱玲:文坛最美的收获

1943年，张爱玲23岁。虽为清末名臣李鸿章的曾外孙女，颇富天才，却幼年颠簸，多有苦困。1942年因香港沦陷，她未从港大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报纸杂志写影剧评论，在杂志上连载小说，不到一年时间居然在大家云集的上海文坛声名鹊起。继《倾城之恋》之后，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当时风靡上海的《杂志》刊登了张爱玲的新作《金锁记》。

取名金锁，颇有意味深长的感觉。这个三万字的中篇小说描写了一个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女子曹七巧，原本是泼辣的麻油店小姐的她，被贪财的哥嫂卖给了大户姜家，在冷眼中逐渐变得守财、多疑、压抑，其间丈夫患了软骨症，情与欲无处可托，她转而恋上三叔，寄情于鸦片，最后以摧毁儿女的婚姻与性命来宣泄愤恨，满足私欲。抛开当时的复杂的社会、人文环境，仅就故事而言，《金锁记》同如今香港众多周刊中的恨嫁豪门、争产夺利、勾嫂、吸毒嗑药等等八卦并无甚本质分别，但张爱玲却用她的一颗玲珑心与一支七巧笔，偏将《金锁记》的故事讲得九转三折，人物刻划得凌厉痛彻，让人读来不由嗖嗖几口冷气，掩卷后一声长叹。

此时正是张爱玲最黄金的创作时期，产量也远超后来。也就是在《金锁记》写成后数月，她认识了胡兰成。

五个月后，上海《万象》刊登了傅雷化名“迅雨”的文学批评《论张爱玲的小说》，此时的傅雷已是上海有名的翻译家及评论者，他的这篇长达万余字的文章，也是当时对张爱玲的小说最早的系统评论。

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傅雷严厉地批评了张的数部作品，其中包括张爱玲正在连载的《连环套》，傅雷说“才华最爱出卖人”，规劝张爱玲“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尽管如此，傅雷却十分肯定《金锁记》的价值，誉为“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甚至“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当时谈论张爱玲的作品，将其与鲁迅相联系的还有胡兰成—这绝对算得上是傅雷给予张爱玲的一个极高的评价。

虽然傅雷对《金锁记》如此厚爱，但年轻的张爱玲还是对《论张爱玲的小说》中更大分量的批评耿耿于怀，她甚至停止了《连环套》的连载，并在同年7月后发表的《自己的文章》、《写什么》、《〈传奇〉再版序》里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次“笔仗”，也成为日后很多对张爱玲持不同态度的研究者必加援引的史例。

写成《金锁记》23年后，远在美国的张爱玲以其为蓝本改写了长篇小说《怨女》，曹七巧更名为“柴银娣”，不再是痛快的泄恨，而只是无奈的诉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