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时任北大哲学系副教授的任继愈找去。“惴惴不安”，任继愈随后向生前同事、学生、北大哲学系宗教学教授乐峰讲述那次会面时，用了这个词。

见面第一句话，毛泽东就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在毛泽东的批示下，次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其后，他编出《中国哲学史》四卷本，获得教育部特等奖，长期作为大学教材，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直至临终，他仍在撰写《中国佛教史》，此前已完成一至三卷。他在昏迷中还断断续续地念叨:“改稿子，300页”；“大藏经”……

任先生个人认为，提出“儒教是宗教”是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有人评价:“这一判断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

不过，任先生“并不是一味从传统文化或者封建文化的复位的角度来研究的，而是有着批判精神”。他对教育的看法也是如此，任继愈托名“科举”不是单纯“复古”，在任先生的心里，科举的“科”，应该是“科学”的意思，科举的“举”，应该是“举荐人才”的意思。任先生的“科举”改革，实则是倡导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科学举荐人才体系”。

他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87年到2005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还兼任北大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但他却建议国家取消“博导”的称号。

陈腐的并不是科举这个制度

我国历代科举制度的优劣，任先生一一梳理过:唐朝考诗赋文学；宋朝考议论时政；明清时期考八股。目的是以“求才为本”，考题没有标准答案，以文章来创造性地阐发主题。后来明清时期的“八股文”之所以名声不好，就是严格要求学生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写作答题，才走到了选拔人才的死胡同。1870年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直接借鉴我国的科举考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国、日本以及第三世界一些国家也都确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可见这种制度有它的优势所在。

我从事教育几十年，一辈子一直搞这个，我就眼看着教育的路子走得不大对。一再说减轻孩子们的负担，减不下去。咱们的孩子课外阅读时间是世界上最少的国家之一。

在国际上，各种奥林匹克竞赛我们都是拿金牌的，可数学家丘成桐说过，数学竞赛不会培养出人才来。他是培养做题、解题的能力。这样子怎么能创造呢？我们一再说创新，培养创新人才，怎么创呢？咱们的教育方法不使他创新，有创新能力施展不开，分数卡得死死的。高考就是指挥棒，高考指挥到高中，高中指挥到初中，初中指挥到小学，一直到幼儿园。以前我们上学的书包一个肩膀就能背，现在两个肩膀背起来，我掂了掂很重，十好几斤。有的小孩含着眼泪弹钢琴真是残酷，鲁迅说“救救孩子”，到现在还没得救，我说得先救救教育。

我们应该学习过去科举的方式来改革中国的教育。科举的内容是跟着时代变的。明朝开始，朱元璋开始用八股文考试，内容比较陈腐，但陈腐的并不是科举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是很先进的，英国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有名的，很先进的，英国人自己说，我是跟中国的科举学来的，引进来的。书上明明白白说的，美国就学英国。

科举还有一个好处——公平、严格。科举犯的错误的这些官，重的营私舞弊的要判死刑，所以把公平看得很重要。皇帝都看重这个事情，唐玄宗没有机会参加科举，很羡慕进士，他就在大殿的柱子上，写贡进士李某某(他自己)。隋炀帝也好文学，他想我要是不当皇帝，考科举也能考个状元。曾国藩是进士，是最高级的了，入过翰林院。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左宗棠对曾国藩也不服气，但在这点上不得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