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探究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命运
通过写作这作品,她更了解祖父和自己:“我认认真真地读了祖父在经济学方面的论文,知道他当时那样忧国忧民,并企图为国家画一个蓝图。原来我并不是家族中第一个有‘忧’的人,祖父曾‘忧’过,我父亲他们那代人更是无可救药的忧国忧民的作家。”
在严歌苓看来,年轻作家比他们自由,因为可以更关注个人的成长经历:“但我们那代人的成长经历是跟整个民族的发展紧紧交融在一起的,择不出来。”
严歌苓12岁成为文艺兵,20岁时担任战地记者,经历过情窦初开,也见识过赤裸裸的生死。“小时候就失去家庭的呵护,走进一个集体,他们把我当成年人来要求,这就逼迫我要像成年人一样思考问题,面对很多情势。特别是母亲没有在身边给予教导,那对一个少年确实是很大的挑战。”如今回忆起来,严歌苓认为,那时,少男少女刚刚在一个集体共同生活,不可能不发生恋爱,不可能不产生错误。这些复杂的成长经历让严歌苓早熟且变得坚强:“很多时候生活是不会跟你商量的,它只把状况推到你面前,你没有权利选择,只能像军人一样去做。”
丰富的人生经历,后来让严歌苓的创作顺风顺水,一些评论家和读者对她的形容是“多产、高质”。
严歌苓喜欢写民族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探究个人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变化。同时,她十分强调自己与人物的共感,将自己“掰成”不同的部分,给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安上一点自己的影子。她坦言,“任何一个男性人物或女性人物都有一点我自己,像《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甚至是《扶桑》中的恶霸。这是一个作家必要的素质,和任何人物都要有共感力,如果没有,那这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写一本书,即自己经历过的。”
随着创作越来越多,年岁渐长,严歌苓也在发生着变化:“年轻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现在则希望自己写出对的感觉,并不断问自己,你真是这样想的吗?现在需要扪心自问,诚实地写作,而不是矫情地光展示漂亮的文字。”
真正让严歌苓产生想要创作“史诗性”小说的念头,是她随丈夫到非洲后:“我相信,在写第一句话时,已经给自己定了语调,一旦被打断,很难找回。过去总有许多事情会打断写作,很多次我都觉得找不回来,就放弃了创作史诗小说,但在非洲我有大块的时间,生活也比较清闲,人越来越实际,越来越看得开了。”
现在的严歌苓更愿意在作品中分享她直接感悟到的东西,把所有的经历和感悟放到了自己创造出的人物身上。“因为我还找不到其他可以体现我生命的形式。”她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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