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的腰不好，年轻的时候插队，留下腰肌劳损的疾患。

接受采访的时候，满头白发的多多要坐在坚硬的直椅上，以椅背抵腰。

“我们这一代人都没有好腰。”多多的这句话具有极强的隐喻性。“没有好腰，一个终身的烙印。像文学，像诗歌，相伴终身的一个印记。”

1951年出生于北京的多多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自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到“朦胧诗派”崛起的时候，多多作为当时著名的“白洋淀三剑客”之一，已经有了十多年的新诗创作经历。

多多把自己置于“朦胧诗群”之外，远离争议，也远离荣耀。

多多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忍冬花诗丛”《多多诗选》收录了他自1972年到1999年创作的诗歌，《日瓦格医生》、《解放被春天流放的消息》、《从死亡的方向看》、《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这些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作品一直在暗中感动着他的读者。

诗人多多

数十年来，多多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到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过讲座和朗诵，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驻校作家。

2004年，在旅居荷兰近15年之后，多多回到国内。

写诗38年的多多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的场域，不属于任何的流派，不属于任何的团体。

近日，多多赴美领取2010年度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颁发该奖的是俄克拉荷马大学及《今日世界文学》杂志，奖金为五万美元。此奖号称“美国诺贝尔”，是美国最著名的国外文学奖项，其特色之一是诗歌、戏剧、小说的作者均可平等竞争，此奖每两年颁发一次，迄今为止，已有21位获奖者，多多是第一位中国获奖者。今年的候选人一共有九位，除多多外，哈金也是候选者之一。

九评委中有中国诗人麦芒，麦芒现在康涅狄格学院教授中国文学，是他推荐多多入选的，他在推荐中说：“多多自由跨越国家、语言和历史的边界，也是一个坚定的预言家，在这个混乱的现代社会，他向我们讲述那些常处在阴影之下的基本而普遍的人类价值，如创造、爱、梦想和盼望”。

11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望京一寓所专访多多。

坚持下来写诗的人就是有道的人

南方周末：这次获奖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多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以前也得过一些奖，是不是得了奖就会往前冲？这是不会了，我已经六十岁了，已过不惑之年，我的诗歌理念也早已成形。诗人的天职是写作，不像运动员和歌星，需要一些奖励。可能人在青年时期需要一些激励，到我现在反倒是不会构成对我写作的刺激。

南方周末：你和诗歌的关系实际上已经非常牢固了。

多多：无论我在任何国家，无论拥有常人的幸运与不幸，都不会有任何影响。可能在不利的时候会更好一些，在顺利的时候反而应当小心。

南方周末：你所谓不幸是怎样的状况？

多多：不幸就是情感受挫，处境艰险，我想这样的时刻对于任何人都一样。我觉得在苦难之中人要提高道德性，对诗人尤其如此。中国人有句老话，“少年得志，大不幸也”。我觉得命运其实挺公平的，你不能什么都要。作为一个诗人，你能不中止地写作，我写到60岁，已经写了38年了，这就是一种恩惠。跟我同代的很多有才华的人出于种种原因放弃了写作，因此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还有，对我而言，诗歌写作并不是多写一首诗，少写一首诗的问题，而是精神向度的提升，因此写作成为我必需和更为本质的生命和生活，它对我的意义早已树立，不可更改。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诗人，你怎样应对人生中的困难和障碍？

多多：1968年我就开始尝试写古体诗，一写就发现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人可以驾驭的，古典诗词的高峰已经确立，不缺你这一砖一瓦。没有选择，我必须投入现代诗歌的写作。38年过去，不息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如何保持？我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克服这种困难过来的，我已经得到很好的训练。

南方周末：1989年你出国去荷兰，一个中文的诗歌写作者进入西方的语境里，你如何适应？你会不会有愿望，希望自己的写作进入国际性的文学格局里？

多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为中国文学社会所知是在1985年，而我开始写作是在1972年，所以我是比较迟到的出现者和在场者。等我1989年出国，我早已经过了不为人所知、默默写作的状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都没有以“让人们广泛所知和赢得注意”为自己的目标。包括我的诗歌被翻译成外语，经常出现能不能得到很好传达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我的诗歌被翻译成外语后所丢失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不在乎，我有我的母语作为文本就够了。从1972年写作到1985年第一首诗歌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这十几年是默默无闻的，我觉得这个阶段就非常好，让我潜心关注写作本身而非其他。一个诗人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为何要写诗，这个问题被追问了十几年，这和我们现在的一个青年诗人创作作品马上就可以迅速得到发表不太一样。我早已经受了考验，如果心智不坚定的话，早已不再做这件事情了。能做下来的人，就是有道的人，当然这个道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