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个宣言在创作和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有新意的建设性意见，倒是反衬了“新世代”比较一致的从本土出发关怀传统、现实、大众的“精神和态度”。然而，正如林德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那样，它们包含着诸多需要思考的前提:“一、怎样‘重建民族诗风’？二、如何‘关怀现实生活’？三、什么是‘本土意识’？四、诗人用哪一种方法切入‘大众’的层面，用哪一种手段中介、‘反映’其‘心声’？”［5］既由于“新世代”代际经验方面的原因（都是在战后的台湾出生和成长，“中国意识”的形成既缺少更广大的时空感性，又囿于国民党意识形态控制的学校教育），也因为当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震荡台湾的重大事件，刺激了民族情绪的高涨和面对现实的精神主要有:（1）1970年11月开始的钓鱼台事件；（2）1971年11月25日台湾“退出”联合国；（3）1972的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4）1972年9月日本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那些前提却没有得到深究。相反，与唐文标激烈反对诗的超越性，渴求介入生存与行动的庸俗社会学主张唐文标70年代初对现代诗的批评被称为“唐文标事件”。唐文标批评现代诗的文章主要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龙族评论专号》，台北:林白出版社1973年8月出版）、《诗的没落——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台北:《文季》1973年第1期）、《僵毙的现代诗》（台北:《中外文学》1973年第2卷第3期）。这些文章不仅激烈批评现代诗，也根本就否定诗歌存在之必要，在《僵毙的现代诗》一文中，他写道:“说深一点，它（指诗——引者）从未进入过任何事物里生存与行动，它在艺术中离人类最远，也未曾与社会及民众保持过血肉关系，宜乎到了现代，民众一脚就把它‘蹬’出去了。”相近。“新世代”诗人心目中的“龙”、“土地”、“草根”等“本土”文化符号被政治化和本质化了。在思想上，强调的是历史传统和现实境遇中不无褊狭的“本土”中国，却不大能正视近代以来与世界纠缠迎拒中交杂混成的现代中国意识，——这是否是70年代“新世代”诗人忽略了前行代的抗衡性，在激情批判现代诗的同时，遮蔽了60－70年代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冲突的内心经验的原因？1977年创刊的《诗潮》辟出“工人之诗”、“稻穗之歌”、“号角的召唤”专栏，从而引来许多人对“工农兵文学”的联想（余光中还写了《狼来了》一文进行质询）《诗潮》主编高准后来在《为〈诗潮〉答辩流言》中也曾说过:“（该刊）要求显现比较雄健的风格，并且对于有关工人与农民的诗篇各辟专栏，对乡土民歌风格的作品及对国家民族作整体歌颂的作品，也都各予以专属而相应的篇幅。……自去年七、八月以来，台湾即有一种流言，说有人提倡‘工农兵文学’，是‘狼来了’。并且有人对我说，那指的就是《诗潮》。……本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华日报副刊》刊出彭品光先生的《文学不容划分阶级——我们反对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观点》一文更可代表对《诗潮》的流言。”（高准:《文学与社会改造》，台北:德华出版社，1978，P.255－257）；《阳光小集》也先后推出关切现实的“诗与政治”和座谈政治诗的专栏，并把第13期编为“政治诗专辑”；——这些现象背后“实际政治”（realpolitics）的取向令人深思。

或许正因为过分强调现实、传统、本土、大众中的实际政治，渴望想象的语言转化为行动的力量，他们把批评的重心指向了前代现代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他们忽略了，提倡艺术的独立性和超越性，迷恋于语言、形式不断创新的现代主义，并不是对那些问题漠不关心，而是采取了我们前面谈到的不那么直接的关心方式，即宏观层面的关心方式。这里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一个两者需要兼顾的问题。廖咸浩曾在一篇反思80年代现代诗与本土诗的论文中举过一个解构主义笑话，用以阐明“宏观政治”与“实际政治”两者不可偏废的道理，同样可以移用于“新世代”诗潮的反思。这个笑话说的是，当一群人在某地进行“打倒种族隔离”的示威游行时，队伍中竟然有人打出了“打倒理性中心主义”的标语。廖咸浩说:“笑话的原本的目的非常明显，意在指出解构主义过于抽象，无补于实际政治。但深入探讨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笑话并不是那么是非分明。后加入的那人所言乍看也许觉得不着边际，但其实他的诉求毋宁更为彻底。因为，若不戒之‘理性中心’的根本问题，‘种族隔离’打倒之后，还会以新的（虽可能比较不明显的）压迫形式出现（证诸南非现况可知）。因此，虽然‘打倒理性中心主义’在从事社会改革时动员群众的能力上，必然不如‘打倒种族隔离’的口号，但若是运动参与者没有解构的认识，不知理性中心为祸，改革的结果难保不会成为新的压迫的开始。”［6］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诗追求艺术的独立性和语言形式上的偏离效果，是以“宏观政治”比较超然的方式来观照社会现实问题。

大致而言，70年代的台湾“新世代”诗潮体现了从50－60年代的“文学集团”向“集团文学”的演变，“本土”诉求是实际政治的投影。正如林德所言:“七十年代初期所爆发的写实主义浪潮，原本如同日据时期与光复时期的写实主义诗群一般含有浓厚的民族（七十年代的‘中国’）和左倾（同情被压迫阶级）的色彩，……但在文学上却因为欠缺实践上的艺术性建树，而使得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表达意义远远大过八年代诗潮参与者所提供的文学思省。”［7］它昭示人们，夏志清曾揭示的中国作家的道德负担和“感时忧国”情结并没有成为过去。在那篇被许多人视为经典的《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夏志清提出:

他们与现代西方作家当然也有同一的感慨，不是失望的叹息，便是厌恶的流露；但中国作家的展望，从不逾越中国的范畴，……假使他们以无比的勇气，把中国的困蹇，喻为现代人的病态，则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位。但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改善中国民生、重建人的尊严的希望完全打破了。这种“姑息”的心理，慢慢变质，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