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所及，是现代诗的边缘化，像余光中、洛夫、杨牧这样的一些“前代”诗人写出了一些重写古典题材或衍化古诗意象的作品；而“新世代”则明确了他们新的诗歌立场和创作主张。后者在《草根》诗刊的创刊宣言中得到了完型的表达:它把之前60年的“新诗”分为“革命时期”和“过渡时期”两个阶段，加以总结和反省，然后提出自己作为“锻接的一代”的诗歌主张:

【在精神和态度方面】

一、处在这样一个国家分裂的时代，我们对民族的前途命运不能不表示关注且深切真实的反映。

二、诗是多方面的，人生也是。我们不认为诗非批评人生不可，但认定诗必须真切的反映人生，进而真切的反映民族。……

三、我们体察到诗之大众化与专业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中的分野，要视题材的处理与艺术手法的倾向而定。我们愿见二者各有各的表现，互相平衡而不偏于一方。

四、对过去，我们尊敬而不迷恋，对未来，我们谨慎而有信心。我们拥抱传统，但不排斥西方。过分的拥抱与排斥，都是变态。我们的态度是了解第一，然后吸收、消化、创造。创造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同时，我们也知道要有专一狂热的精神，创造方能有成，我们愿意把这份精神献给我们现在所能拥有的土地:台湾。

【在创作和理论方面】

一、诗想是诗的语言和形式的先决条件，我们不迷信语言，也不忽视形式。因为只有思想变，整个诗才会变，语言、意象、音乐、形式也都随着变。

二、我们不必要求诗一定要讲文法，但新铸的语句，应当避免谜语式的割离和矫柔式的造做。……我们不避用对仗，及一切适用于诗中的中文特性，只要运用的自然有力，且有艺术上的需要。至于用典，我们也不排斥，只要典能化入诗中，与原诗配合无间，从而增强其效果者，我们乐于接收。

三、无论从事任何一种诗创作，我们都不放弃诗的音乐性。……

四、自由诗，格律诗，分段诗，以及其间所属的小诗，图象诗，战斗诗，民歌诗……等等我们一律不排斥:或继承或研究，或改过，或阐扬，我们要不断的在新诗的形式上研究探讨，实验，创造。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认为诗歌可以合一，以发展新民歌的可能性。［4］

这些主张，在精神上，表现了台湾“新世代”诗人对现实、大众和传统的关切；在创作理论上，则隐含着对以往“新诗”的某种否定:不仅否定了纪弦诗与歌分立的观点，也把胡适当年“八不主义”所反对的东西重新请出来了。这当然不是认为胡适、纪弦的观点是无需检讨反省的，而是这种表面周延的主张背后是思想决定形式的观念，以及对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特性和现代“诗质”的隔膜:所谓“思想变，整个诗才会变”，好像思想和语言、形式是两个东西。笼统提倡“对仗”、“用典”、“音乐性”、“歌诗合一”当然不能说是错的，但问题是“中文特性”已经变化，在丝毫没有探讨这一切的可能性之前，只会产生混乱而不可能有自觉的实验和创造。这样，提出“诗歌可以合一”，甚至认为“新民歌”在现代仍有发展的可能性，就一点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