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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童子军的中国化及其影响

2010年12月03日 20:58 广西社会科学【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摘要]　童子军是“欧风美雨”的产物，更是民国“外患内忧”的产物。民国初年传到中国后，逐渐被中国的政治、文化所“同化”，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童子军　中国化　社会教育

童子军是(BoyScouts)一种遍及世界的青少年组织。20世纪初产生于英国，创始人是英国军人贝登堡将军(RobertBaden-Powell)，贝登堡在南非殖民地服役时，迫于形势的需要，便训练当地的儿童充当助手，让其担任送信、警戒等工作，卓有成效。回到英国后，贝登堡发现英国的青少年颓废、消极，很是担忧。1907年，贝登堡在白浪岛(BrownseaIsland)召集20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天从事烹饪、侦察、追踪、斥候、森林技能、自然研究等活动，愉快地过着露营生活。这次试验性的营区活动受到青少年的喜爱，并由此揭开了童子军运动的序幕。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贝登堡开始具体制订训练青少年的计划。他依据自己在孩提时代的一些户外经验和在军队里训练士兵的方法，又借鉴祖鲁(Zulu)族、阿非利加族、斯巴达、日本、爱尔兰等世界上其他民族对青少年教育的经验[1]，于1908年出版了《童子军警探(ScoutingforBoys)》一书，这是第一本关于童子军训练的专著。与此同时，在童子军创办的一年间曾在伦敦晶宫(Crystal)举行过一次集会，有1万1千多个儿童参加，两年时间内，英国参加童子军活动的儿童达12万4千人[2]；随后，欧美各国也开始仿效。随着童子军的发展，童子军的范围也开始扩大，1909年出现女童子军(GirlGuides)，陆续又出现海童军(SeaScouts)、幼童军(WolfCub)、罗浮童子军(RoverScouts)、空童军(AirScouts)、残疾童子军(SpecialScouts)等。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外国欺凌，而中华民国的建立也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良性的变化。由于受到日本的影响，一部分有识之士试图从中国传统教育上寻找中国失败的原因，认为要一改中国传统教育的“文弱”，主张对各级学校学生实行军事训练，以军人的爱国、尚武精神培养学生，甚至提出以军事化的方式来组织社会，以勤苦强毅、爱国心激励国民以御外辱。童子军教育与体育相比，身心并重，更能体现教育者的良苦用心，因此，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童子军这个新事物在民国元年时开始进入中国。1912年2月25日，武昌文华书院的教员严家麟先生，参考英美童子军的教育形式，集合志愿学童在文华公书林举行宣誓，成立中国第一队童子军，为中国童子军之创始[3]。开创之初，主要是在租界和教会学校、团体进行活动，大多使用英文教学；童子军在课后、业余进行一些慈善和服务活动，影响不大。1915年，在上海举行第四届远东运动会，童子军进行了会操表演，并参与维持会场秩序等服务工作，引起当时参加运动会的各省教育界人士的注意，童子军的影响逐渐扩大，开始向全国发展[4]。中国童子军的发展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从1912年中国出现童子军到1926年国民党开始控制童子军的组建，建立国民党童子军。这一时期，童子军处于相对自由发展的阶段。童子军运动的参与者，无论是童子军还是童子军教练员，都是自主、自愿地参加童子军运动；政府机构仅仅是倡导者，童子军组织到教育部门进行登记即可开展活动，政府一般不会有直接干涉行为。训练童子军的两大核心问题———经费和师资，都是由创办者自谋，其中，童子军的经费主要依赖社会知名人士和商人的赞助以及队员的募捐所得；由于童子军训练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相差甚远，童子军训练人才极为缺乏，江苏、广东等地都曾开办过童子军领袖训练班[5]，培养教练人才，但基于培训经费的缺乏、培训时间过短以及人数的限制，成效不是很明显，体育教师甚至是音乐教师等充任童子军教练的情况并不罕见。即使这样，也只有少数的儿童、青年才有机会参加。这一时期，创办童子军较有成效的是江浙地区，特别是上海。据《教育杂志》调查，1922年，江苏60个县中，有41个县创办童子军，总人数达11251人，其中上海县有1110人[6]；活动也较为频繁，主要是会操、表演、服务以及露营等；创办的目的很明确，在于“……训练儿童视察、服从及恃己等习惯，教以忠恕之道，并授以一切利人益己之艺术，使成为良善有为之国民……”[7]。在第一个时期，童子军组织从形式到内容上，基本上都是仿照西方。第二个时期从1926年到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是国民党控制时期，童子军训练逐渐结束“仿效”欧美，开始大幅度中国化，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民国童子军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童子军行政管理上，欧美各国的童子军组织属于非政府、非政治性的组织，童子军组织不可以也绝对不能代表任何政党和组织，政府只给予方向性的指导和某些方面的支持。比如，英国作为童子军的创始国，1912年国会通过童子军组织规章，并成立童子军总会，处理全国童子军行政及训练事宜，英皇为监护者，但总会不受政府之统辖[8]。1926年3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由中央青年部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直接统辖国民党政府域内的童子军，这是国民党建立党童子军的开始[9]。1928年建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改归训练部统辖；为提高童子军的地位，1929年进行改组，建立中国童子军司令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负责，何应钦任司令；1934年又改组为中国童子军总会，蒋介石亲任会长[10]，童子军总会掌管全国童子军的一切事宜。童子军也成为初中的必修课程，学生一律加入童子军[11]。童子军变成了国民党的组织之一。

2在童子军的训练指导思想上，西方注重的是公民意识的培养，让儿童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以儿童自身的成长为出发点；而民国童子军强调的是儿童对政党、国家、社会的服从和奉献，以政党、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贝登堡将军在他的著作里，曾这样阐释童子军教育：童子军教育不是社会上一种为贫苦儿童谋幸福的慈善团体；不是具有一定课程和标准考试的一所学校；不是一个军队；更不是一种得到表面成绩的表面文章。而“是一种游戏，其中年长的哥哥(姐姐)们，可以给他们小兄弟们一种健康的环境，并且可以鼓励小兄弟们各种健康的活动，就是自然界的研究和森林间的技能，它接触的是个人，并不是集团，它是将德、智、体三育一体，一并提高起来的”[12]。它是通过开展儿童所喜欢的活动，培养儿童高尚的品格、健康的体魄、生存的技能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精神，是一种完全从青少年自身出发的自愿、自主的训练。而中国童子军则首先要求绝对的服从以及思想、行动的划一，蒋介石认为，“党童子军的使命，较之各国的童子军特别重大，他的性质可说是一种革命队伍的预备军，他的使命是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事业”，因此，“只有团体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自由”[13]。对童子军不断地灌输“绝对服从”、“忠勇”、“报效党国”等观念，充分体现了国民党训练童子军的指导思想。

3在童子军的训练内容和活动上，西方童子军强调身体的强健以及高尚品格、独立自主精神、自立能力的培养，并注重增强青少年的动手能力，而且是让青少年在各种轻松愉快的“游戏”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有益于成长的东西。主要是通过童子军常识、小队制度、童子军规律、小队长的职责以及露营工作来培养荣誉感、责任感、公正心、助人、团结等观念；用游戏、体操、个人卫生以及饮食起居上的常识使身体健康发展；以各种室内活动，尤其注意斥堠、架桥、扎营等活动，来提高儿童的能力[14]。民国童子军训练的内容，一方面，注重政治思想的灌输，蒋介石强调“中国童子军的训练，精神与体格应同时并重”[15]，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是学习的重要内容，童子军和教练员要定期进行政治学习。广州市国民党童子军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各校童子军教练每两周由军部召集作政治讨论与报告，使对于政治及本党主义有明了的认识……团部应在每两周举行政治讨论会或演讲会，使童军对政治有明了的意识”[16]；另一方面，把童子军训练当作“青年军事训练的基础”，注重体操、服务、急救等军事知识的学习和实践。

民国时期，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经济的落后、政治统治的黑暗，童子军作为一种社会教育的新形式，从西方传入中国，并改变了它原来的模样，以适应民国的情势，对民国的历史造成一定的影响。

1从青少年教育的角度来看，童子军教育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作用；对童子军的自立能力的培养和品格修养也起到促进作用。童子军三级课程中所包括的党旗国旗、童子军誓词规律、总理事略、三民主义要略、中国革命史略、国耻史略等内容，特别是它所进行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国耻教育，有助于培养和激发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而革命纪念日或是国耻日举行的纪念仪式更进一步加深了青少年的爱国意识。如中山大学附中的童子军在“五九”国耻日，举行童子军大检阅，以示纪念[17]；此外，童子军还进行卫生、操法、记号、服务、旗语、侦察、救护、生火、测量、制图等方面的训练[18]，让青少年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增强御辱反辱的本领，这实际上构成了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危机相当深重的时刻，这些都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同时，这些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生存能力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如童子军的誓词规律中，“日行一善”、“助人”、“责任”、“劳动”等，都有助于青少年品格的修养。

2从国民党方面来看，童子军训练是党化教育的重要形式。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鉴于童子军教育“尚仁侠、重纪律、颇富革命性，不惟民众武装之前导，且可站战线上负警备之责，实为学校青年最要之课外教育”[19]，同时，为使其成为“智、仁、勇”之革命青年，因而力求童子军训练一致，力量集中、组织统一[20]，决定建立国民党童子军。但国民党童子军真正建立起来是在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当时童子军的各种组织、规章也逐渐完备。其时国民党对童子军以及童子军教练员，从组织、言行、思想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并灌输其统治思想，以培养三民主义的接班人。1941年，国民党把童子军并入“三青团”，其控制青少年的目的也就更加明显，要求达到在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之下的“意志集中”和“力量集中”，这与我国历史传统中缺乏应有的民主、自由有关，更是国民党政治统治的需要。童子军组织在其创立初期的确吸引了一部分青少年，并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但是，在其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后，由于形式主义泛滥，童子军数目激增，质量却严重下降。国民党要人朱家骅曾经说过：“其实一律童子军，则无童子军可言”。

3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童子军在社会服务、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童子军有三句铭言：“准备、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21]，平时他们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清洁街道、扶老携幼，为一些大的社会活动服务、维持秩序；同时，他们还是社会运动、国家号召的积极行动者，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1934年，全国许多地方发生灾害，童子军发起捐助运动，以救助灾民，其中，上海童子军沿街募捐总数达一万六千多元[22]；1936年，广东各界民众抗日救国示威巡行大会举行广东各界民众抗日救国示威巡行，广东童子军整理委员会派出6000多名童子军，到指定地段服务[23]。抗日战争中，经过训练的童子军，在前线救护伤病、慰问将士、探察敌情、修筑工事，甚至直接参与战斗；在后方收容遣送难民、代收慰劳品、维持秩序等[24]，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一·二八上海抗战时，上海童子军百余人深入战区服务，受到各界的好评，其中有四名童子军为国捐躯[25]。八·一三事变中，上海十五岁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枪林弹雨夜泅苏州河，向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上一面国旗，极大地鼓舞了战士和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26]，一时传为佳话。

在民国特殊、复杂的环境下，童子军只有中国化，服从了国民党政治统治和当时国家形势的需要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同时，适时的变通也使其在民国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沈雷渔.童子军教育概论[M].正中书局，1939：7.

[2]吴耀麟.童子军全书[M].上海黎明书局，1935：4.

[3][10]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Z].商务印书馆，1948：1334；1334.

[4][19]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Z].上海开明书店，1934：549；550.

[5]广东童子军史略[N].申报，1919-01-08.

[6]江苏童子军调查表[J].教育杂志，1922，(10).

[7]童子军会将开年会[N].申报，1919-12-02.

[8]刘菁华.童子军的教育理论与实际[M].正中书局，1960：29.

[9][20]国民党童子军之新组织[N].申报，1926-01-24.

[11]广东省政府教育厅训令第922号[Z].广东省档案馆，卷宗5(2)5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