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的知识摇篮

斯章梅老师是斯元儒族裔的第六代，早在他上学之前，笔峰书屋已只有一个教师和一个校工，族中子弟在此接受学前和一二年级的教育，然后转入斯民小学就读。

斯老师说，斯民小学历任校长都是饱学之士，首任校长斯兰馨是举人，后到北京邮传部（相当于交通邮电部）任职；第二任校长也是举人，叫斯鹤龄；第三任校长就是斯行健的父亲斯耿周。校长都是懂学善学权威，所选的教师自然亦非庸常之辈。

吸引良师来山村任教的另一大因素是学校校产丰沛，教师待遇好。

斯家好学，每一房都乐意给学校捐资，连寺庙的财产也拿出来办学，学校经费很充裕，教师待遇比其他学校高得多。民国时期纸币贬值，斯民小学发稻谷作薪水，以保证老师的收入稳定。优厚的待遇吸引了许多外地好老师来此任教。斯老师1939年到1945年在此读书时，杭州、诸暨的许多名师都在此教书，班主任就是杭州人。

保证优质的师资，目的当然是为了斯家子弟能学得更好。斯家重视教育还表现在对本族子弟读书的资助上。两所家塾都设有庠产，即助学资金。“庠足以劝学，祀足以申孝”。因此，斯家子弟读书实际实行的是义务教育，即由庠产来支付读书费用。斯老师介绍说，斯元儒建笔峰书院后，为使子孙读书时衣食无忧，置田数百亩、山若干亩为庠产，具体数目不详，仅嵊州一处就有庠产田300亩，以田租山花收入作为延师和助学之资。华国公别墅也设塾田数百亩，让就学的子孙轮流享受。庠产还有另一部分来源是每房祖先留下的产业，这些产业除部分用于祭祀外，均作为庠产。庠产收入一部分用作学校经费，一部分直接奖励学生。读初中一般每学年可享受上百斤谷子，考上高中奖得更多，考上大学奖给几亩庠产田的田租，供学生上学之用，毕业后田地由公堂收回。抗日战争爆发后，改为酌情给以适当的实物补助。

斯老师在杭州大学，得到其堂叔又是姨父斯何晚先生的许多照顾，令他感激终生。斯何晚是斯鹤龄的儿子，这是个书香门第，其本人和五个子女及其配偶共有十个是副教授以上职称，斯门十教授，为时人所称颂，他本人在杭州大学物理系任主任，他上大学时就享受过庠产的优待。

“斯元儒的后代一入校门就得到宗族的照顾。”斯老师说，“为让孩子安心读书，族中出钱雇了校工。快到中午，校工就会到每个学生家里把饭菜收拢送到学校。放学时如遇到下雨，校工也会替家长给孩子们送雨具。”

斯氏先人的苦心经营终于使良好的读书风气在斯宅代以相传。

斯老师的话题转到他少年时代的阅读上：

我父亲读过书，是地方上的乡绅，培植伯父的遗孤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我家藏书非常多，楼上楼下都有书房，过去农舍一楼都是泥地，我家也一样，但一楼的书房却专门铺了地板，以防止潮湿。书柜是玻璃做的，很讲究，我记得书柜里经常放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月报》、《文艺月刊》一类刊物，对我吸引力最大的是连环画和小说，那时我常一个人躲在楼上的书房里偷看连环画。后来对福尔摩斯的探案小说入迷，常读得天昏地暗，忘掉吃饭。我还读过《包公奇案》、《七侠五义》、《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

当时的老师水平都很高，如教我数学和语文的黄挺生老师、黄明宗老师。校长是张志道老师，后来他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

尽管喜欢文学，但我理科成绩很好，所以考的是理科，但是在杭州大学却改学中文，可以说是文理双修，两方面的知识都有一点，先后在杭州大学物理、中文等系工作。80年代又到杭州大学出版社，即后来的浙江大学出版社，直至退休。

我二哥是西南联大毕业，三哥在重庆学建筑。家里的藏书直到解放后还很多，有些还曾寄存在别人家里。“文革”中我家大部分书和字画都毁了，其中有一些名家的书画、线装的《石头记》等。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都是文史类的，记得起来的有《胡适文存》、《论衡》、《马氏文通》、《饮冰室文集》、《孟和文存》等。1997年，我在上海的一个侄子回来祭祖，他爱好收藏图书，发现家里还有这些好书，很喜欢，我就全给了他，运了两车去。

华国公后人以斯耿周家书最多。他大儿子是国民党军官，二儿子就是中科院学部委员斯行健。他孙女斯闻喜和我是同班同学，我常去看她，一到她家就向她借书，借过《新文学大系》、《激流三部曲》等。那时，我的课余时间大部分用来看书，以书为友，以书会友，看书成了我最大的乐趣，通过书也结交了许多朋友。

在斯宅，即使是家庭妇女也以读书为荣。著名儿童教育家、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斯霞在《我的教学生涯》中说，斯宅妇女“即使没有到外面求学读书，也能在家自学，会吟诗作对子”，“妇女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斯霞从小就喜欢听故事，很小就开始读《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虽一知半解，但读得连饭也忘了吃。

阅读改变生活，知识改变命运

对斯宅村民来说，斯民小学是知识的圣殿。

走进斯民小学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橱窗的书法作品，那都是该校学生的习作。

“书法是我们学校教学的一大特色。”年轻的校长斯剑光说。

使书法成为该校特色的书法兼语文教师斯舜厚也颇有特色：一头长发几近披肩，一如他的书法，潇洒飘逸；“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使他的脸上阳光朗照，笑意盎然。

斯舜厚是斯宅人，出生于1950年，属于“长身体时没饭吃，学知识时没书读”的一代。他喜欢读书，但1967年他初中毕业时，“文革”已经爆发，上不成学了，就在村里当了赤脚医生。

比起纯粹的农民，赤脚医生毕竟与知识沾边，虽然“赤脚”但毕竟是“医”，靠着圣洁的白色，他的地位在农民中显得崇高起来，这使他有了一种满足感。

是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一头撞进“灵魂工程师”的队伍中，从此爱书教书，与书为伴，乐此不疲。

此人便是当时的代课教师蔡铁权。

蔡铁权，高中毕业，博览群书，出身不好，经常戴一顶斗笠，赤脚跋涉在乡间土路上。他眼睛高度近视，那是晚上在煤油灯下苦读的结果。夏天山村蚊子多，他穿着长套鞋看书。即使参加劳动，他口袋里也装了书，经常口中讷讷地背诵。

“蔡老师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磁性，他一来，我们马上被他深深吸引，这种吸引力其实就是对知识的向往。”斯舜厚说，“当时无书可读，蔡老师到处借书，借到好书就抄。我们受他影响，也跟着他一起读书抄书，这成为我们这些人当时最大的业余爱好。”

正是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盛行。而蔡铁权却说：读书虽然现在没用，但我不相信永远没用。我宁可把知识带到棺材里去，也不能到有用时自己却没有知识，到那时就迟了。

“蔡老师爱书如命。”斯舜厚说。“当时他的工资只有25元，却开后门花300元买了一套二十五史。他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斯行健的弟弟斯卓修是暨南大学毕业生，被划为右派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贫病交加，常靠变卖家产度日。一次他准备把4本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卖掉，出价5元钱，蔡老师知道后，用8元钱买下这些书。其实蔡老师也没钱，他是同情斯老师。

“蔡老师的字写得很好，我就跟他学写字。当时我连什么是书法都不知道。他把字帖印了让大家临摹。一次蔡老师花8元钱买了一套《石头记》，中间缺了2本，我们就借来书抄好补上。”

说着，斯舜厚搬出一大叠保存完好的手抄本，有《史记》、《屈原》、《离骚》、《乐府诗选》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战争与和平》、《斯巴达克斯》等外国小说。所有这些手抄本全都抄写得极认真，极工整，一笔不苟，这是在那个荒谬的时代里，一代青年追求知识的见证。

“我们不但抄书，还做读书札记，每读一本书都做读书札记。”斯舜厚说。“读《红楼梦》，我把书中所有生字都抄下来，注上音，还背书中的诗词。”

阅读改变生活。1972年，斯舜厚告别了赤脚医生的职业，加入到蔡老师的行列，成了斯民小学教师。

斯民小学还发生过一件足以载入中国教育史册的事：1971年，负责教育的公社干部斯信良冒天下之大不韪，蹊径独辟，在斯民小学办起了高中班，吸收了23个生产大队的110名农村青年入学，分设两个班，偷偷地开展高中教育。

斯民小学的高中班只办了一届，这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在中国，这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届。

就这样，一股浓郁的读书之风在山村斯宅弥漫着。一群年轻人为知识所吸引，聚集在一起，读书，抄书，讨论和交流阅读心得。

阅读改变生活，知识改变命运。斯舜威、蔡景富、张健中等一批农村青年终于在知识的引导下走出大山，而今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中坚力量。

蔡铁权本人也于1977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现浙江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并晋升为教授，曾担任过系主任、教务长等职。

斯老师说，良好的读书风气使斯宅村的子弟源源不断地跳出农门，恢复高考后，斯宅村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1995年后则每年有8—10人考上大学，2006年考上大学的有1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