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拆迁队步步围剿的险恶形势下，还有一些“钉子户”在作着不屈不挠的最后抵抗，或者说，最后挣扎。令我惊异的是，最后的坚强战士竟然是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在顺成街对仁巷十二号的一座老洋楼里见到了她们。（对仁巷已不存在，只剩下这座孤零零的老房子。）曹树莲已经七十八岁，她说自己是一九五三年搬来的，这座洋楼里总共住了七户，大多都已经住了半个世纪，彼此十分和睦。现在她们这些老姐妹要分开，心里很难过。她们使拆迁的进度得以延缓，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将永远会有一种“迟来一步”的懊悔。拆迁者为她们准备了许多砖头，在半夜穿越脆弱的玻璃，砸向她们的室内。很久以来，她们已经没有好梦，夜晚对于她们已经与惊恐同义，但她们不走。她们不走一是因为她们无处可去，那一点可怜的拆迁补贴在日新月异的昆明城里买不到一间新屋，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已经在这里住了至少五十年，这条街已经成为她们记忆的载体，如果连记忆也被剥夺，她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所以，她们已经抱定了死在顺成街的决心，人在阵地在。但是，窗户玻璃已经不知去向，厨房也被砸烂，她们将如何面对以后的时光？就在我们到来的几天之前，一位老人已经死在岗位上，带着她的遗憾和不平，从楼梯上一头栽下来。

Kim为她们照了相，她们围坐在一间屋里，像平常一样神态安祥。我说我会把照片寄过来，但这个地址将很快消失；我说下次我亲自带过来，但那时候老房子已经不在，我将无法找到她们。

死亡是一次真正的搬家，她们将在死亡中找到永远温暖的居所。新的大厦将在扫除了她们这些障碍之后拔地而起，有关顺成街的记忆将从此消失。

七

最后需要谈到一位瑞士老人，他叫托马斯？瓦格纳，曾经是苏黎士市市长，现任瑞中友协主席。我与Kim在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约去云南北部的古镇沙溪参加一项保护活动的时候与他结识，并把昆明顺成街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或许，他会为顺成街的命运带来转机。这种做法，用慈禧老佛爷的政治术语，叫“携洋自重”，好在中国人素有崇洋媚外的癖好，这一招或许可以奏效。瑞士首长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之后决定立即到顺成街看一下，回昆明以后，Kim和我专门陪同瓦格纳先生参观了顺成街。他到现场后的第一句话是：“It’s terrible！”（“太恐怖了！”）我笑了，我觉得瑞士同志对我们中国国情太不了解了。这样的场面，在中国几乎已经司空见惯。他承诺他去找市长，苏黎士与昆明是友好城市，他与昆明市长也是朋友。临走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一定要把客栈保护下来。

但我们并没有对此抱太大希望。我们早就不相信奇迹，不相信已被押徒刑场的囚徒能够全身而返。顺成街上的一家宾客栈，是茶马古道留给昆明的惟一证物，即使得到保全，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它将在整修一新之后面向公众，为游客照相留念提供布景。在亲切、热烈、和睦的顺成街消失之后，它将和那些用于招徕生意的冒牌古董没有区别。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