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类型的洋房聚集在同一座城市里，仿佛一场华丽的盛宴。Kim也没有，她去过意大利，她说意大利最好的老房子大多是公共建筑，比如教堂，而住宅并不比天津的好。天津像是一座建筑的仓库，表现出对于漂亮房子的某种贪婪。学习建筑的人甚至不需要游历世界，只要到天津就够了，天津为他们准备了一部有关建筑学的加厚辞典，它的十字路口仿佛变幻无穷的神秘暗道，为我们提供通往异国的最便捷途径。

十九世纪，在清廷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天津开埠，英、法、美、德、日、意、俄、奥、比九国租界开始形成。每个国家都选用最好的设计师建造租界建筑，以炫耀自身的历史文化。对于这些建筑，有人曾作细致描述，现录于下：

在天津的小洋楼建筑中，罗马式建筑采用券柱，增加构图的曲线，其运用也并不局限于房屋的支柱，广泛运用于门窗的装饰；多变的巴洛克建筑风格，更加强调其变化之美，运用其夸张变形的手法，强调建筑表面的凹凸变化，富于动感；意式风格的反映，则主要以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的柔美加以强调，突出华丽之感；俄式建筑则以浑圆饱满、富于生气的葱头穹顶见称；另外还有折中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希腊复兴风格等等。

在柱式上，除一般传统应用的陶立克柱式（Doric）、爱奥尼科柱式(Ionic)、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塔司干柱式（Tuscan）和复合柱式(Combosite)五种以外，又发挥和发展了如螺旋形柱式和磨砖砌成的柱式等。在柱式的组合方面，西洋古典建筑常用的壁柱、列柱、旋柱、倚柱等都可以见到。

天津小洋楼的另一特色在门，尤其是大门的处理上，特别注重了门的使用功能和与主体建筑的协调。不论是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公共建筑，或是荷兰民居风格的住宅，以及一般民宅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窗的处理上，通常把凹凸的线条与雕饰巧妙地结合运用，使建筑物的外檐更加和谐、深邃。外檐上的花饰、浮雕也很统一，主要集中在山花、檐部、柱头、旋洞、门套等部位，犹如一组精美的艺术品。各种因素的形成主要是其历史人文使然。

同时，由于与西方古典建筑相比，天津小洋楼形成年代较晚。设计师们在作品中往往省去了一些繁琐的传统装饰，又利用当时建筑材料的特点，吸收了当时的流派做法，创作出简洁大方、婀娜多姿的空间造型，不仅有力地表现了建筑的整体艺术效果，而且把历史人文与整个城市的居住空间装点得起伏有序、优雅别致。（马千：《北京有四合院天津有小洋楼》，原载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北京青年报》）

清末学者孙宝瑄在他的著作中对天津洋房津津乐道，在他的《忘日庐日记》中，赞美之辞不胜枚举。其中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零三年）日记中，对它们作如下描述：“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无稍稍闲杂。殆与游欧洲街市无异，上海所不如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政局多变，各种身份显要或特殊的人物，从各地来到天津租界这块‘超然世外’的空间里建造住宅别墅。”（冯骥才：《小洋楼的未来价值》，见《手下留情》，第二十三页）其中不乏国亲国戚、总统督军、富贾明星。“这些沿续着租界风格建造的小洋楼却不再严格遵循外来的样式规范，而是依从它们中国主人的口味与习惯，并信由中国的设计师们随心所欲地改造，致使各国租界晚期建筑彼此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一种津地所独有的小洋楼风情便悄然形成。”（同上）

孙宝瑄一厢情愿地把天津的西式建筑置于上海之上，但天津人似乎对此并不领情。更多的人对于这种虚拟的旅行不感兴趣，他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堵车这类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们已经习惯于考虑这样的重大问题并在这样的深思熟虑中度过了几十年。我问询的十个天津人中有九个表达出对于城市建设现状的不满，认为天津几十年没有变化，比起深圳、上海甚至北京，都远远滞后了。这个时间差令他们感到焦灼不安，他们希望这座城市更加时尚，能够给他们一点兴奋、自信甚至野心；现在的问题是，当一只钟表与其他钟表出现时间差异时，我们无法证明谁的时间更加正确——如果真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客观时间的话。那个先于钟表出生的时间此刻正逗留在什么地方？连表针自己都对那个“正确时间”毫无知觉，因而，在核对时间的问题上，似乎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理由。或许，所谓的正确时间，不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里，就是存在于某种话语霸权里，但它们并不可信。

五

道路把我们引渡到意大利建筑群中——现在叫“一宫”，在火车站附近，自由道、进步道、民主道与民族路等道路在这里纵横交叉，对那些房屋进行排列组合，使这些单体建筑彼此有了暧昧的联系。尽管同为意式风格，但这些老房子的形制却各不相同，几乎没有一座是重复的。这让我唏嘘不已，更令Kim大开眼界。那些房屋酷似衣服，每一个部位都有着精致的尺寸，并且，残留着主人的体温。只是，换幕的时间到了，所有人都应退场，建筑博物馆正被改装成建筑殡仪馆。

所有的洋房都被写上“拆”字。我没有数过，估计有一百个！一百座洋房，与一百个“拆”字，形成一种怪异的对偶关系，仿佛那些房子在经历百年风雨的老宅，等待的就是这个字的终审判决。粗糙的字体成为对精致的建筑莫大挖苦。Kim和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在二十一世纪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是在梦游，是恶梦混淆了昼夜而不合时宜地现身。或许，这更像是一件胆大妄为的行为艺术作品，一种政治波普，创作的目的仅仅是使我们受到惊吓。此时我们的惟一希望就是尽快寻找一条梦的出口，我们出来，把梦关在里面。

但是我们分明目睹了那些建筑的伤口，残垣断壁成为对这些老洋房命运的最佳注释。Kim到中国四年，她记得最牢的一个汉字可能就是“拆”，因为她有许多义务老师不辞辛苦地把这个字放大到墙上。它是这个时代最为简捷的口号和动员令，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因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它同样是脆弱的，因为它从来都是孤立的，没有来龙，也没有去脉，没有注解，没有语言环境，所以，它的锋芒必将伤害自己——无论它书写得多么巨大，最终都将被人们无情地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