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工作已基本完成，国家民政部相关官员对外透露，此次的修订草案中特别强调“以后子女不‘经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以前这种诉讼法院一般不会受理”。尽管这一规定的初衷更多是出于人性化的关怀，但却引起了广泛争议。

把“常回家看看”这种很难量化和界定的行为入法，到底能有多少实际效力？用法律介入道德、伦理的范围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倒退？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伦理的“分管范围”，应如何划定？就此，本报记者特约三位专家进行讨论。

讨论嘉宾

范伟达(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会长)

顾东辉(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

韩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法律只应该设定道德底线

广州日报：把“常回家看看”这种很难量化和界定的行为入法，到底能有多少实际效力？

范伟达：针对类似的问题，现在形成一些软性的规定或许是可行的，比如说，用人单位可以为人们“常回家看看提供”一些方便。但就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而言，解决这类问题还不足以达到立法这个程度。

比如说，一些异地打工的农民工，他们长期要为生计奔忙，一年要“常回家看看”，恐怕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还有经济条件上的限制。这就是立法上面临的限制。

另外，涉及立法，必然要有明确的操作定义，什么才能叫做“常回家”？频率是多少？这就要有量的概念。另外，涉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区域，城市或者农村，都要有所考量。

顾东辉：把家庭伦理方面的事情提到法律层面，我认为这不是很合适。现在我们只是强调这种“常回家看看”的行为这种“硬件”，而没有强调“软件”，忽略了精神层面的意义。

同时，我认为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舆论应该减少“功利导向”。现在我们衡量很多事物，往往只是从硬件指标考虑，比如说，一个学校好不好，要看它盖了多少楼，有多少实验室，但“软件”方面却被忽略了。

韩强：孝是一种基于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的确有将这种孝的价值观纳入法律的先例。现代法律中，也对最基本的孝有所规定，如规定子女不得虐待、遗弃父母，规定了子女对父母的一些赡养义务，在继承问题上也对孝的价值观有所表彰。

但这些规定，都是出于最基本的人伦常情和社会生活需要而作出的规定，即所谓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超出这个限度，就不再是法律负责的范围了。诸如社会老龄化加剧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唯有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加以解决，而绝不是通过将“常回家看看”入法就能解决的。

更需要解决的是

为什么人们不肯“常回家”

广州日报：用法律介入道德、伦理的范围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倒退？

范伟达：目前，我国还不具备用立法的形式来保障一些道德问题的现实条件，我们的社会还没发展到那个地步。譬如“常回家看看”，作为一种社会风气，需要我们在道德层面来教化，从舆论层面来宣传，甚至从一些规则的层面来倡导。但要到达立法的层面，我们国家目前还不具备成熟的社会条件。

顾东辉：不能只是说，用法律保障就是社会伦理倒退，而是现在整个社会的伦理都已经有倒退的迹象。比如此前的“彭宇案”，法律的判决不符合社会常规。这就说明法律的介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而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事件本身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比如，要倡导“常回家看看”，就要问：为什么人们不肯“常回家看看”？光治疗后果，不考虑原因，这是不行的。有些原因不是我们个人可以改变的，很多时候是社会政策、体制上的不合理造成的，这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韩强：能否“常回家看看”这类问题，其实是自我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这样的问题已经与道德和伦理有一定的距离了。如果强行用法律来维系，则是根本上限制人们自由选择其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是违反人文主义精神的。

在西方国家，子女成年之后即独立生活，没有必须常回家看看的义务。即使在我们这样有着固有传统的东方国家，城市和乡村、南方和北方的风俗习惯，以及发展水平、社会变迁程度也都有很大的不同。一定通过立法来约束这类问题，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社会变革的无视。